日本社会危机的加剧（三个“进一步”）：

 1、西方殖民侵略的进一步加强：日本成为西方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1）表现：开国后，西殖民势力不断向日本渗透，日本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欧美国家和廉价工业品大量涌进日本，如棉织品、毛织品、船只、武器等；日本的原料又源源不断运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如：生丝、棉花、油、茶、海味等，致使日本对外贸易迅速增长，1867年输出为1200多万美元，输入2160多万美元。另外，由于日本国内金银比价与国际市场比价差距悬殊，列强利用日本黄金价格大大低于国际牌价，大量套购，攫取暴利、致使日本大量黄金大量外流，钱价下跌。
（2）影响：激化了日本的社会矛盾。
2、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1）人民起义不断：外国工业品倾销，传统的纺织业遭到沉重打击，手工工场纷纷破产，工人失业，同时由于黄金大量外流，钱价下跌，物价暴涨，洋货大量输入、民族经济遭到打击，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纷纷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次数剧增，1865～1867年平均每年发生55.3起；城市贫民起义次数也显著增加，1865年～1867年平均每年发16.6起。
（2）幕府统治基础的动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新兴地主和高利货商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对自己政治上无权的处境越来越不满；长期受幕府排挤长州、萨摩等西南诸藩，大名也不满现状；作为幕府统治基础的中下级下士，因经济状况的日趋恶化，对现实更加不满，这一切反映了幕府统治基础的进一步动摇。
3、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原因：
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尽灾难的同时，客观上也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原料的大量出口刺激了生产的发展，1860～1867年输入总值增加了5倍多；
②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也传到日本，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③在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中，一些有识之士，目睹了工业文明的优势，开始从国外购进机器，建立工厂，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2）影响：西南强藩成为倒幕运动的重要基地和主要力量
受幕府排挤的西南诸藩，大名们看到了幕府的软弱无能，采取自强的改革措施，如保护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创办西式企业、改革军队和采用洋枪洋炮、整顿财政、广求人才、鼓励西学。各藩的改革虽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来西南强藩成为倒幕运动的重要基地和主要力量。

导致日本社会危机加剧的根源：

内因：幕府腐朽黑暗的统治、经济发展对统治基础的冲击。
外因：列强的入侵、民族危机的加深。
社会危机加剧的表现：西方殖民势力的进一步渗透、日本封建经济的进一步解体、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阶级结构的进一步分化等。

日本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

18世纪中期，日本商业资本开始首先渗入农村的纺织业。商人以“换棉”（供给农民皮棉，让其在家纺成纱，再织成布，按成品数量支付工资）、“出机”（供给农民棉纱和织机，按成品多少支付工资）等方式逐步控制生产者。“出机”商人进一步设立自己经营的作坊，从穷苦农家招雇“机织下女”即女工，形成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19世纪前半期，手工工场从纺织业扩展到油、酒、纸、糖、陶瓷、蜡烛、采矿、海产加工等生产部门，数量也不断增加。1854年，日本全国雇用十人以上的手工工场约有300所。1867年，全国各生产部门的手工工场共约400多所。丝织业和棉织业仍是其中发展较快的生产部门。如：桐生的丝织手工工场达到二百六七十家，每家有织机六架至十架；足利的棉纺织手工工场，通常每家拥有三五十架织机，多的甚至达到一二百架。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发展，开始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因而遭到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幕府和大名的抑制。但是，当时日本的工场手工业还未达到高度发展阶段，资产阶级也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日本明治维新前农民的反抗斗争：

自18世纪以来，农民的反封建暴动呈愈演愈烈趋势。在18世纪最初的10年中，农民起义的年平均次数仅为5．5，80年代为22．9，19世纪时农民起义次数增加，30年代起义次数达到279次，60年代前七年就达到194次。农民起义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表明两点：第一，农民的处境日趋严重恶化。这种恶化主要同日本封建统治阶级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残酷性有关。第二，显示了幕府统治的危机。日本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广大的农民群众成为反封建的主力军，形成波澜壮阔的反封建高潮，这就大大加深了幕府统治的危机。

大盐平八郎起义：

大盐平八郎（1793—1837），名后素，字子起，通称平八郎。14岁袭祖父职担任大阪市下级警官，是一名下级武士。1816年在家开私塾，讲授王阳明的阴阳学说，主张知行合一，著有《古本大学刮目》等书。1836年，当地发生大灾荒，粮价飞涨，富商大户囤积居奇，大盐平八郎一再建议大阪官吏和富商救济灾民，但屡遭拒绝，使他十分气愤。他开始意识到：要想解救饥民，必须下决心以武力来推翻恶政，铲除奸商，于是着手组织起义。起义原定于1837年2月19日晚进行，由于叛徒告密，被迫在清晨仓促起义。起义者沿途炮击贪官污吏和奸商的住宅，使大阪的官吏巨商胆战心惊，他们一面开仓济民，一面调兵镇压。到下午两点，在幕府重兵围攻下，起义军虽经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难以支撑。大盐见大势已去，急忙解散队伍，率心腹逃走。3月，大盐被官兵发现后，不愿被捕受辱，引火自焚而死。大盐起义虽告失败，但却有重要历史意义。它是由下级武士发起和领导的，并主动联结农民和城市贫民进行的第一次暴动，它把从前的分散、自发、局限于反对当地封建领主的农民暴动向前推进了一步。由于这次起义是发生在号称“金库”的重镇大阪，震撼了幕府的封建统治。

倡导“文明开化”：

1、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著作，让更多日本国民了解和认识西方文明
2、进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教育体制。
表现：1871年明治政府成立了文部省，统一管理全国的教育，开始逐步建立了小学、中学和大学三级教育体制。小学为义务教育，所有适龄儿童必须上学。教学内容增加了许多自然科学的知识。
评价：教育改革为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大批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但日本教育强调效忠天皇，向学生灌输忠君思想，封建色彩浓厚。
3、大力推行西化
表现：采用西方历法。穿西服，喝牛奶，吃西餐，住洋房，武士剪掉头上的发结等。
问题：随着学习西方高潮的到来，也出现追逐西方文明的皮毛和崇洋媚外的不良倾向。如：
①有的人主张取消日语，改用“文明”的英语。
②许多高级官员散布“脱亚入欧”论。

“脱亚入欧”论

公元7、8世纪，日本曾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起奈良；19世纪中叶，随着日本封闭的国门被美国人用炮舰打开，日本人也首次接触到西方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从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脱亚入欧”之路。
福泽谕吉与“脱亚入欧”
福泽谕吉是明治时期第一个提出“脱亚入欧”口号的人，其理论核心就是倡导“全面西化”。
福泽谕吉生于日本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早年曾经游历西洋，面对西方社会先进的生产力，“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的福泽谕吉著书立说，向日本社会宣传文明开化，先后出版了《劝学篇》和《文明论之概略》，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一律平等，不能恃强凌弱，意图通过宣传文明开化，使日本摆脱列强欺辱，实现富国强兵和国家独立。
1860年，福泽谕吉随幕府官员乘船访问美国。当这些腰佩武士刀、脚踏草鞋的日本使节走进饭店时，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皮鞋在上面走来走去。两年后，福泽谕吉再次随团远赴欧洲，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国。由于听说外国食宿不便，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和几十个铁丝灯笼。可到了巴黎一看，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百闻不如一见，通过考察医院、银行、邮政、兵制、议会等，福泽谕吉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发达，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称“为今日计，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法处理之。”
“脱亚入欧”口号一经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为圭臬，成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列岛上下喊得最响亮的口号。
“脱亚入欧”的最终完成
如同千年前模仿唐朝长安建造奈良一样，明治时期，日本人在东京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这里仿照欧美街市，盖起两层楼的洋式砖瓦房，街道上电车穿梭，夜幕降临时煤气灯就会点亮。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日俄战争后的十多年间，又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电力产业革命”，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经济上完成了“脱亚入欧”。一战后，日本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与新老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美等共同主持和参与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从而在政治上完成了“脱亚入欧”。

1889年日本宪法：

1、背景：19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1）农民：负担沉重，发动暴动；
（2）中小地主和中小资产阶级：发动“自由民权运动”
时间：19世纪七八十年代
内容：开设民选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减轻地税、废除不平等条约等
影响：运动范围遍及全国，推动明治领导人进行政治改革。
2、制定：1882伊藤博文等人遍访欧美各国考察欧美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最终选中了普鲁士宪法作为范本，认为普鲁士宪法最合日本国情，并吸取了俾斯麦关于把宪法变成专制统治外衣的经验，1889年2月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御赐”的《日本帝国宪法》。
3、内容：

自由民权运动：

明治政府的藩阀专制及其政策，引起中下资产阶级和地主、没落士族阶层的不满。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以这些阶层为基础，掀起了要求开设民选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减轻地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斗争，并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运动，史称“自由民权运动”。
运动可分两个阶段：
1874～1881年是第一阶段，内容为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运动的领导人是些在中央受排斥的官员。
1874年1月在明治政府任过参议的板垣退助和几个人一起，提出设立民选院的建议书，标志着运动的开始。
1881年颁布天皇诏书，允诺十年后召开国会，制定宪法。
1881～1889年是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为准备参加未来的国会，成立了一些政党。
1889年宪法的颁布标志着自由民权运动的结束。
自由民权运动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从钦定宪法的内容看，自由民权运动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毕竟取得了一定成果，终究立宪政治已开始。

崛起为东方强国：

1、有利条件：
（1）国际：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忙于侵略分割中国；
（2）国内：明治维新消除了封建割据势力，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加紧推行改革，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2、表现：
（1）经济上，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以钢铁和机器制造为代表的重工业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开始确立；
（2）军事上，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3）对外关系上，废除了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

戊辰战争结束后，修改条约是摆在维新志士面前的一项非常艰巨的历史任务，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就等于“维新宏业”的另一半──民族独立尚未完成。明治政府决定通过外交途径，以修改条约的方式完成民族独立的任务。大致经过如下：
（1）1871年岩仓使团出使美欧，其任之一，就是与各缔约国进行预备谈判，以阐明日本政府在修约问题上的立场和愿望，并探索修约的具体途径。但他们此行屡遭挫折，最终放弃修约与预备谈判的任务，带着“内治优先”的思想回到日本。
（2）到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内情况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新变化。国内通过改革，国力增强；国际上对日缔约国的协同一致原则发生了破绽。这种新形势，给日本修约增强了迫切感，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大藏卿大隈重信提出在如果全面收回国权有困难，可否先收回税权的建议，1875年寺岛宗则外务卿根据国际关系上的新征兆，训令驻英、美、法、俄、德使节，就收回税权问题与驻国政府开始谈判。直到1878年7月25日，才与美签订《吉田、埃瓦茨条约》。而英、法、德三国，坚决拒绝日本的提议。后来，因为发生了哈特利事件和赫斯塔利亚事件，收回税权谈判不了了之。
（3）在收回税权谈判失败后，便改变外交战术，把修改条约的重点，从税权转移到法权，在税权问题上，只提修改海关税率。井上馨外务卿根据新战术，与各国重开谈判。这时期，井上馨开展“鹿鸣馆外交”，在和欧美列强进行了长达8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后，仍以失败告终。
（4）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又出现新变化，英俄矛盾尖锐，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又给日本修约提供了有利条件。大隈重信接任外务卿后，决心在修约方面建功立勋。他采用“强硬政略”作为修约的基本方针。在交涉方法上，采取了分别与各国谈判的方式，以便利用英俄矛盾。谈判开始后英国对大隈方案不满，但美国、德国和俄国于1889年都先后在修改条约上签字。英国也不得不让步，在8月间与日本达成协议。但到10月，大隈被炸伤，修约谈判再次中止。
（5）1889年，山县有朋任首相，青木周藏任外相。山县确定的本届内阁的任务是：在务必完成修约的同时，推行向朝鲜扩张的政策。据此方针，青木提出《青木备忘录》，又经过三年多的谈判，于1894年7月16日，签订《日英新约》，根据此约，日本大致摘掉了脖子上的不平等条约。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不同结果的原因分析：

戊戌变法仅是昙花一现，而明治维新则具有里程碑意义。造成结果不同的原因有：
（1）二者所处的时代及所遇的外部阻力不同。明治维新时，资本主义仍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并且当时西方各大国皆忙于自己的事务，对日没有一致的政策，给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而戊戌变法时，资本主义已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迫切需要扩大海外市场和殖民地，再加当时西方列强已形成宰割中国的同盟，所以招致列强的干涉。
（2）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明治维新前，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日本商人、资本家和新兴地主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而且不断扩大，他们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迫切需要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戊戌变法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仅得到初步发展，力量薄弱。
（3）群众基础和改革的推动力量不同。明治维新前，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接连不断，幕府统治已摇摇欲坠，以中、小武士、商人、资本家和新兴地主为主体的改革力量也展开了积极的倒幕活动。而戊戌变法前，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宣传变法的仅仅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在脱离群众的情况下进行变革，必定失败。
（4）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弱不同。在幕藩体制下，大名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且到幕末时，大名、将军因财政状况恶化而由封建社会的支柱转变为反幕府的力量。而中国的封建制存在时间长，力量强大，慈禧太后在辛酉政变后牢牢控制内政外交，所以，戊戌变法时面临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5）改革的进程不同。明治维新是在倒幕派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新的政权后发布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新政策能得到贯彻执行。而实行戊戌变法者不仅手中无实权，无兵权、无财权而且在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前提下进行，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踏上对外扩张之路：

1、对外扩张的野心：由来已久
（1）明治政权成立之初，天皇就宣称“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2）明治维新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军事实力不断壮大，侵略野心迅速膨胀，很快走上了侵略亚洲邻国的道路。
（3）“大陆政策”，它确定了日本侵略的五个步骤：第一步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的满蒙地区，第四步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步征服世界。
2、对外扩张的表现：
（1）对朝鲜的侵略：
①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
内容：朝日建交，否定中朝宗属关系，向日本开放釜山等通商口岸；日本获得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特权。
影响：日本首先打开了朝鲜的门户，使朝鲜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②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得到了在朝鲜的驻兵权，使朝鲜由中国的藩属国变成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2）对中国的侵略：
①1879年吞并琉球，并改名为冲绳县；
②侵略台湾：1874年，日本借口有遇海难的琉球水手在台湾被杀，派军侵入台湾，遭台湾人民英勇抵抗；
③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日军占了八国联军总人数的大部分。

江华岛事件及江华条约的签订：

19世纪70年代的朝鲜内部政局不稳，给日本侵略以可乘之机。1875年5月25日，日本政府派三艘军舰侵入釜山港，进行示威，接着又测量西海岸。9月20日，“云扬号”驶进朝鲜首都汉城附近的汉江河口，然后派出小舰队，逼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朝鲜海防军立即开炮，击退入侵之敌。“云扬号”以报复为名，击毁了江华岛对岸永宗岛上的炮台，史称此事件为江华岛事件。
1875年12月，日本政府任命黑田清隆和井上馨为特命全权正副办理大臣，率军舰六艘和3000军队，以追究江华岛事件责任为名，往朝鲜兴师问罪。太政大臣指令黑田等，此举要以强迫朝鲜政府签订开港通商条约作为江华岛事件的赔偿为主要任务。朝鲜政府在炮舰威胁下，完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条约草案。1876年2月26日，在江华府签订了所谓的《日朝修好条约》亦称《江华条约》，主要内容是：
（1）首先载明“朝鲜乃自主之邦，与日本保有平等之权”，意在否定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
（2）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各港口，自由通商；
（3）日本有在所开商港派驻领事的权利；
（4）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等等。
不难看出，这是一份典型的不平等条约，是《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复制品。《江华条约》是打开了朝鲜的国门，但日本以后的侵略行径远远超出条约中的条款。

明治维新运动的性质和明治政权的性质：

1．运动的性质
①“革命”说：传统上，我国学术界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说是一场不彻底的、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改革”说：郭宣霖在《日本明治维新性质问题的商榷》一文中提出了明治维新是一场变革的观点。樊元等人则明确提出：明治维新是与封建阶级妥协的资产阶级改革。万峰认为，明治维新“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并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鲜明特点的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王晶认为，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明治维新过程中没有出现要求给予广大人民参政权利的运动。（王晶：《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
③“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说：蒋立峰认为，说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改革”都不合适，前者只能包括1868年前后的短暂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时期，后者只能概括明治政府前20余年的主要活动，两者都没有把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完整地包括进去。他认为，“明治维新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进一步、退两步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或称为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2．政权的性质
①“联合专政”说：这是一种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又分两种。一种认为明治政权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另一种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专政，可以附在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一类之中，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吕万和认为，把明治政权说成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或是资产阶级地主专政的提法含混不清，不能表达明治政权的本质，他认为明治政权是带封建性的特权大资产阶级专政。（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③蒋立峰认为，“明治政府通过各项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到1890年前后已使以近代天皇制为表现形式的国家政权转变为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政权，或称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政权、封建资产阶级政权。（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比较

1、相同之处：
（1）都是在西方列强入侵、殖民地的危险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的背景下，为摆脱困境而实施的变革。（2）都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短时期内移植西方的大机器工业，从办军事工业入手，逐渐扩展到民用工业。
2、不同之处：
（1）虽然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但就其倡导者来说，是在列强大炮的轰击下，不得已而为之，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仍具有强烈的排外性，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虽有抵御外侮的要求，但却没有林则徐、魏源那样的反侵略决心。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仍寄希望于列强，在实践中必然执行一条对外妥协之道。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是摧毁幕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使日本摆脱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思想的指导下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2）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与封建势力、外国资本相勾结的改良之路，必然失败。而明治维新所推行的政策如“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较彻底地打击了封建保守势力，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日本明治维新:

一、历史背景：
1、倒幕运动的成功为维新提供了政治保障。
2、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维新提供了物质基础。
3、幕府统治下，等级森严，社会矛盾尖锐
4、幕府推行锁国政策，日本落后于世界
5、西方列强侵入，日本民族危机统治危机加深。
二、基本内容：
1、“废藩置县”，府县由中央派官员进行管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建立。
2、废除封建等级制度。
3、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确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
4、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新经济。
5、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
6、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生活习俗西化。
7、仿照欧美进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教育体制。
8、仿照欧美，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新式常备军。
9、1889颁布宪法，确立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但保留浓厚封建主义残余。
三、影响：
1、积极：
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使日本由落后的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政体，并在此基础上使日本仅用半个世纪就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使日本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使日本成为近代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
2、消极：
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
走上了侵略和压迫其他国家的道路。

明治维新的断限和分期：

1、明治维新的断限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治维新的断限存在1853～1877年说、1867～1868年说和1868～1873年说等不同说法。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在明治维新的上限问题上基本取得一致，即1853年佩里叩关，而对于明治维新的下限却存在分歧。
①“1911年说”：万峰认为，大体上自1869～1911年，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最终完成，这也是明治维新的下限。（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1894年说”：吕万和在《日英新约的签定和甲午战争的爆发》一文中提出这一观点，后来他又在《简论明治维新》一文中阐述了理由。（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③“1889年说”：汪森认为，到了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已经完成了把日本改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武安隆等人认为，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确立和明治维新运动的基本结束；王继麟也认为，从民主性和民族性角度考虑，明治维新只能划到1890年前后，因为此时日本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专政已经确立，国内基本矛盾和对外基本矛盾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2、明治维新的分期
①“两阶段”说：万峰认为，从佩里叩关到1868年为第一阶段，1869～1911年是明治维新的第二阶段，即资产阶级改革阶段。（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王晶认为，从佩里来日到废藩置县为第一阶段，从1875年至1890年宪法颁布为第二阶段，即自由民主运动阶段，“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是在第二阶段提出来的。（王晶：《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
②“三阶段”说：蒋立峰认为，明治维新可以分为准备阶段、革命阶段和改革阶段等三阶段。（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倒幕运动成功的原因：

万峰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分析了倒幕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国内方面，倒幕派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这是倒幕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国际方面，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使列强无力顾及日本，客观了支持了日本的倒幕运动，同时，西方列强也力图使日本成为其远东的“前哨”，从而使日本倒幕运动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
李家桂、许永璋著文分析了倒幕运动成功的五个原因：
1．幕府的垮台在19世纪中期是大势所趋。因为当时广大人民同幕府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扫除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摆脱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改变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维护民族独立等等，都要求推翻幕府的统治，实行变革。
2．人民群众的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
3．资产阶级化的武士起了领导作用。
4．斗争手段和斗争策略的得当。倒幕派打出“尊王”的旗帜，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
5．国际环境有利。伊文成著文认为，明治维新前的革命形势，既表现在倒幕派势力的日益壮大，又表现在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的日趋高涨，而且后者一直是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动力。

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1、原因：
①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要求清政府增加偿还借款的本息；从1896年起，清政府每年要偿还外债本息2000万两白银，到1898年又增加到2500万两白银。
②各地的自然灾害，不得不增加经费兴修水利和赈灾等，引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2、措施：节支增收
（1）增额度：增加地丁银等旧税的征收额度；
（2）降薪俸：降低官员薪俸；
（3）裁军节支：裁减军队，节省军费开支；
（4）增税收：加强鸦片税的征收，增加商税；扩大纳官等。
3、结果：
①遭到官员的抵制，成效甚微；
②封建官僚转嫁负担，使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戊戌变法：

又称戊戌维新或维新运动，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898年，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维新”在这里是指提倡新学、推行新政、实施新法。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百日维新的特点：

（1）从方式上看：变法要用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军事制度模式，对中国传统的旧制度进行改革。
（2）从宗旨上看：是要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渐进的变革中．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
（3）从内容上看：变法的内容与维新派的主张有差距，维新派与康有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的诏令中没有此内容，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4）变法局限在社会上层，没有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因而没有形成变革旧制的巨大社会力量

明治维新与百日维新比较：

百日维新：

1、开始标志：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1898年6月）
2、基本内容：

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

1、变法失败的原因：
（1）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具体原因：
①领导无力：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
②缺乏群众基础：脱离人民群众；
③存在依赖幻想：只是寄希望于没有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和极少数帝党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的幻想；
④新政无法落实:地方官员的阳奉阴违；
⑤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2、失败的教训：
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3、历史意义：
（1）性质：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
（2）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①政治：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揭开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因而是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具有爱国性。
②经济：维新派在经济上提倡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③思想：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具有启蒙性。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对激发人民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文化展开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百日维新中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设立新式学堂，也为改革封建教育制度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
④社会生活：维新派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如主张男子剪辫子、妇女不缠足）等，对促进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近代化也起了重要作用。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维新运动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兴起，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感染力，引起社会的巨大震动。尚未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充当历史的主角，导演了一场生气勃勃的
政治改革和社会启蒙运动，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这次改革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变革的停顿和历史潮流的逆转，而是预示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维新运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其理论体系，揭露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腐朽，猛烈冲击封建统治，使封建地主阶级不能照旧下去。事隔几年，镇压这场改革的封建顽固派也不得不仿效维新派，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以对抗革命，这也是戊戌维新运动使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一个侧证。
例如，新政改革废八股、兴学堂的措施，曾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当时京师大学堂仍然保存，各地私立学堂也“纷纷见”，已经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教育改革，不可能再回复到科举八股时代那种窒息、沉寂的状况了。因此，仅仅三年，统治者便不得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于1901年再度变革科举，废除八股。至1906年，连科举制也正式废除了。中国奉行千年的科举制的废除，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不能不归功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再如，百日维新时期设立农工商总局的措施，是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上层建筑的重大突破，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戊戌政变后也将这项改革废除了。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行政手段所能扼制的。因此，统治者不得不在1903年重新设立商部，并制定《奖励公司章程》，1906年又将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对民族资本主义作出了让步。这项措施也确实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在民族工业的兴起、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这就是“预备立宪”的原由之一。
维新运动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辛亥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没有维新运动的兴起，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早日到来。维新运动尽管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它批判封建专制和君权神授的理论，提倡民权，使人们的思想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的熏陶下，从君主立宪制的限制而继续前进，走上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后来的形势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失败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却从此迅速展开。维新运动是辛亥革命中的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先驱。民主革命时期抵制外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以至立宪运动都是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20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可以说是戊戌变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和发展。
戊戌维新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是一次影响极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又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维新派广泛介绍和宣传西方培根、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霍布士、边沁、达尔文、斯宾塞、马尔萨斯、亚当·斯密的学说，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生物进化论、庸俗进化论、科学的方法论、天赋人权说，以及自由、平等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无疑是个法宝。他们紧握这个武器向封建统治冲击，使古老的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社会思想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厄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尽管他们作出了种种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从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方面考察，显然政治上不成熟，并且十分软弱。这首先表现在他们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维新派在造成民族危机的原因和怎样才能挽救这个危机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他们虽然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却以为这是中国积弱的结果，甚至认为贫弱的国势不足以抵抗侵略，只有等中国富强起来才可以自然地“消除外患”。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之所以侵略中国，关键在于中国不能自强。如何解决民族危机呢？不在于反帝，而在于变法图存。这说明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帝的思想，而是导致要变法自强的结论，这是他们不敢向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软弱性的表现。这种在不反帝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主张，只能是不现实的幻想。
维新派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表现在新政改革中急躁，分不清轻重缓急，措置失当。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所颁发的上谕竟有一百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应该有轻重缓急。新政上谕纷至沓来，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官僚机构的臃肿庞杂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一大特点，变革这些机构当然是新政的内容之一，至于怎么变，却必须稳步地进行。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又主张官爵分离，给予耆耄冗员以爵位，使之享有荣誉和优厚的物质待遇。这种措置是比较稳妥的。可惜年轻的光绪皇帝缺乏政治经验，他一次就下令裁撤了詹事府等十多个衙门，引起很大震动。由于某些新政改革操之过急，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利益地位，他们便群起攻击变法，使矛盾骤然激化。再如，光绪皇帝因礼部堂官阻挠部员上书，便一次罢免了全堂的六名尚书、侍郎。有的侍郎并未参与其事，也被革了职。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处置，不仅给守旧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也引起局外人的不平。
维新派对敌对阵营没有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没有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也反映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总的来看，构成敌对阵营的是洋务派和顽固派，他们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个根本点上相一致，但两派之间也有矛盾。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科学技术，但为顽固派所不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维新派在低层次的改革主张上，如废八股、兴学堂、重整军备等，和洋务派并非绝对对立，两派之间多少有商讨的余地，但维新派很少做争取、瓦解的工作。
显然，维新派不论在政治主张、方针策略，还是在组织程度上，都表现出软弱无力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些都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