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藩院：

是中国清代管理蒙古、回、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也负责处理对俄罗斯的外交事务。

改土归流：

是指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土司即原民族的首领，流官由中央政府委派。改土归流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统治。
“土”指土司。明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沿袭元朝统治办法，在那里设立宣慰司、土知府等各级政府机关，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司长官。土司可以世袭，对辖区内的行政有自主权，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但他们必须忠于朝廷，按时向朝廷交纳贡赋、调兵从征，职位的继承必须得到朝廷的批准。“流”指流官，是由朝廷任命的不世袭、有品级、有一定任期的官员。历史上把取消土司衙门改由流官直接统治的变革，称为“改土归流”。

理藩院的建立：

清于崇德元年（1636）设蒙古衙门；三年六月，改称理藩院，属礼部。顺治元年（1644），改置尚书、侍郎；十八年，定官制同六部，理藩院尚书亦入议政之列。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前，兼办对俄外交事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改为理藩部，清亡遂废。　　
理藩院初掌蒙古事，随着清廷全国政权的建立，更为总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清统治者通过理藩院实施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康熙年间，修定《理藩院则例》，用法规固定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各项措施。以后又四次校修。　　
理藩院六司分掌爵禄、朝贡、定界、官制、兵刑、户口、耕牧、赋税、驿站、贸易、宗教等政令。理藩院所辖，先后尚有内馆、外馆、蒙古学、唐古特学、托忒学、俄罗斯学，木兰围场、喇嘛印务处，则例馆等机构。此外还派司员，笔帖式等常驻少数民族地方，处理特定事务，定期轮换。　　
1900年，理藩院拆除，改建北京饭店。

“改土归流”的实施：

1、过程：
①明朝开始改土归流。明成祖朱棣是实施改土归流的第一个皇帝。永乐年间，西南地区的两个宣慰司叛乱，明朝派兵平定后，改设贵州布政使司，朝廷派遣可以随时撤换的流官担任官员，从此贵州成为省一级行政单位。但明朝改土归流的地区有限，西南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实行土司制度。 　　
②清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不仅避免了国家的分裂，也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1726年，雍正帝采纳了大臣鄂尔泰的建议，“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在滇、黔、桂、川、湘、鄂六省大量委派流官代替土司。对自动交印的土司，政府加以赏赐，或给予官职。对抗拒者加以惩处，没收财产，或将其迁徙到内地省份安置。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设立保甲、屯兵，推行统一税制，建立学校，兴科举，修道路，使清朝统治深入到边远偏僻地区。尽管少数地区还残存着土司制度，但影响大大削弱，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彻底废除。 　

2、历史必然性：
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掌握着地方上的行政权，可以世袭，有的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很容易形成一股股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严重阻碍中央政令的畅通，也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和民族国家的统一，必然被统一的趋势所不容。

3、特点：
由朝廷选派的流动官员代替原来地方世袭官吏管理地方。

4、影响：
改土归流是我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它加强了明清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改变了当地落后闭塞和割据纷争状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匈奴的兴起：

1、社会状况（生产生活）：
生活于蒙古高原，畜牧为主，逐水草而居。狩猎占重要地位。善骑射。宽裕则以畜牧狩猎为生，急困则四出攻掠后学会农业，从事农业生产。无文字，以言语为约束使用铁器，冶铁业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
2、匈奴的统一：
匈奴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秦汉之际，冒顿单于东破东胡，西驱大月氏，统一北方草原，占领河套地区，形成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建立了以单于为君长的一整套职官军事体制。由于他们以游牧、狩猎为生，且“所得卤获，因以与之，得人以为奴婢”，军事力量强大，他们对长城以内的农耕文明常有袭扰。至此，北方出现农牧业政权分立局面，时常发生两种文明的碰撞。其掠夺的目的是占据水草，掠夺人口、牲畜。严重威胁北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是匈奴也是我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对统一我国北方草原和开发北方起了重大作用。

和亲：

是统治者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汉元帝与匈奴和亲比较：

1、背景：
汉初战败，被迫纳贡和亲；而昭君出塞，是匈奴称臣，请求和亲，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友好交往的象征。     
2、结果：
汉初和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匈奴袭扰问题；而昭君出塞带来了友好的民族交流融合和长久的和平。

秦与两汉对匈奴政策比较：

1、不同：
秦：以武力解决匈奴的威胁。
两汉：军事进攻与“和亲”政策并用。
2、认识：
国力强盛与否是两汉调整对匈奴政策的主要依据。和平交往、避免战争符合各民族的长远利益。

从战国到两汉，中央政权与匈奴的关系：

1、战国时期：
诸侯国忙于混战，面对匈奴的进攻，秦、赵、燕等国修建长城，消极防御。    
2、秦朝：
①命蒙恬北击匈奴，取得河南地②徙民设郡 ③修建万里长城      
3、西汉：
①汉初，“和亲”  ②汉武帝时期，军事反攻③汉元帝，“和亲”与经贸往来     
4、东汉：
军事斗争，最终解除了匈奴对东汉和西域的威胁。  

汉初匈奴对西汉的威胁：

汉高祖死后，吕后当政，冒顿单于写信侮辱吕后。吕后曾想派兵攻打匈奴，但诸将说：“以高帝贤武，然尚困于平城。”于是吕后只得“复与匈奴和亲”(《史记·匈奴列传》)。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老上单于“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前锋)至雍甘泉”，威胁长安。后来，匈奴又从云中、上郡南下，西汉政府又陷入惊恐。汉景帝时，匈奴骑兵仍不断南下，北方边郡不安。

汉政权与匈奴之间的战争：

1、两汉政权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属于中华民族内部成员的战争，是兄弟民族矛盾的体现，不能以侵略和反侵略性质定性，但有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之分。            
2、两汉时期匈奴经常南下掳掠中原地区的财产、人口，破坏当地的经济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因而两汉对匈奴的反击是正义的战争。             
3、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的灾难，破坏了社会经济；但是客观上，战争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

后人对汉武帝时西汉与匈奴大战的咏叹：

宋朝李纲《念奴娇·汉武巡朔方》：“茂陵仙客，算真是，天与雄才宏略，猎取天骄驰卫、霍，如使鹰鹯驱雀，鏖战皋兰，犁庭龙碛，饮至行勋爵。中华强盛，坐令夷狄衰弱。追想当日巡行，勒兵十万骑，横临边朔。亲总貔貅，谈笑看，黠虏心惊胆落。寄语单于，两君相见，何苦逃沙漠。英风如在，卓然千万高著。” 　　

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

汉昭帝时，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五单于并立，相互混战不休，“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最后，郅支单于打败了呼韩邪单于，占据了单于庭和漠北广大地区。
呼韩邪单于率众迁至漠南，接受左伊秩訾“事汉则安”的建议，决定投靠汉朝。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他亲来长安，谒见宣帝，“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并“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汉书·匈奴传》)，承认他是匈奴的单于。汉宣帝派军队北上“留卫单于，助诛不服”，还供给他大量粮食。呼韩邪单于的势力逐渐恢复。郅支单于感到难以控制局势，乃率部西去。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呼韩邪北归单于庭，临行前，他同汉朝使者约定“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汉书·匈奴传》)。
汉元帝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至敦煌，传之无穷”(《汉书·匈奴传》)。
王昭君，西汉南郡秭归(昭君故里今属湖北兴山)人。当时，她主动“请掖庭令(管理后宫的官员)求行”。入匈奴后，呼韩邪单于为王昭君加尊号为“宁胡阏氏”，认为匈奴得之，国以安宁。他们的儿子伊屠智牙师，后来是匈奴的右日逐王。昭君的子女，以及她在内地的兄弟，也都为汉与匈奴的和睦友好做出过贡献。昭君出塞以后的几十年里，“边城晏(很晚)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太宗时期实行积极开明政策——民族团结发展：

1、原因：贞观之治，统治稳定，国力增强
2、措施：
①武力征服（战而后和）629年，唐太宗发兵打败东突厥，并俘获其首领颉利可汗。设置管理机构设置羁縻府州。
羁縻府州是唐朝管辖民族地区的一种地方制度。——因统而治，重用首领，安抚少数，统治边疆。
设置都护府（安西都护府）都护府是军政机构，直接派官员、驻军队、管理边疆。 ——保证边疆安宁和丝绸之路畅通
②册封少数民族首领；
③政治联姻（和亲）。使唐朝和边疆民族地方政权的关系变成“翁婿”关系；促进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汉藏人民的友好关系。
3、实质：民族团结；促进边疆地区开发与发展；
4、影响：促进民族交流融合；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唐朝民族团结和发展的原因：

1、唐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盛世之朝，为大规模开展民族交往提供了物质条件；
2、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也对周边各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3、唐朝辽阔的疆域、发达的交通，都为中原与边疆的沟通、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4、唐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

平定“三藩” ：

1、“三藩”问题的由来：
三藩即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他们三人位高权重，为清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康熙即位后，三藩存在威胁到中央统治。1673年，清政府下令撤掉三藩藩王称号，吴三桂等随即叛乱。
2、平定“三藩”的经过：
三藩联兵举起反清大旗，数月之间，清朝江南半壁江山失于三藩之手。康熙帝临危不惧，运筹帷幄，重用汉将，做出果断的军事决策，进行镇压，同时采取政治攻势，历时八年，“三藩之乱”终被平定。
3、平定三藩的历史影响：
这场胜利，也彻底征服了一些明朝遗民的反清之心，使清朝统治趋于稳固。消除了割据、分裂的隐患，加强了国家统一，巩固了中央集权。

收复台湾：

1、措施：
降服了控制台湾的郑成功之孙郑克塽，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1682年，康熙帝决定收复台湾，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进攻台湾。第二年，郑克塽投降，清政府随即设台湾府，下辖三县，隶属福建省。设总兵、副将驻守台湾、澎湖。至此，在清初割据了42年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维护了全国领土的完整。
2、影响：
加强了台湾同大陆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了祖国的海防。

三征噶尔丹：

1、背景：
康熙时，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其他两部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来在伊犁一带过游牧生活。自从噶尔丹(1644—1697)统治准噶尔部以后，他野心勃勃，先兼并了漠西蒙古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失败后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保护。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十分骄横，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
2、主要战役：
乌兰布通、昭莫多
3、结果影响：
噶尔丹自杀，平叛取得胜利，挫败了沙俄利用准噶尔贵族分裂我国西北领土的阴谋；打击了新疆、蒙古分裂力量，巩固对西北边疆的统治。

加强民族团结：

1、尊崇儒家文化；
2、加强与蒙、藏民族团结，尊重喇嘛教
①表现：
A.在多伦与内外蒙首领会盟
B.册封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等活佛
②影响：加强了对西藏和蒙古的管理

康熙帝统一台湾的经过：

第一阶段，康熙元年到康熙三年。郑成功在台湾去世后，其子郑经继承了郑氏集团的领导权，占据着台湾地区和福建的金门、厦门等沿海岛屿，与清政府隔海对峙。清政府对郑氏集团实施军事打击与政治招抚、经济封锁相结合的策略和行动，迫使郑经于康熙三年（1664年）撤出金门、厦门等岛屿，退守台湾。
第二阶段，康熙四年到十二年。清福建水师进攻台湾行动受挫，此后清政府调整了对台策略，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派使者赴台寻求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清政府还与郑氏集团展开了经济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
第三阶段（康熙十三至十九年），郑氏集团乘大陆发生“三藩之乱”之机，出兵进犯大陆沿海地区，清政府以远交近攻、各个击破为基本方针，先鼎力平定三藩之乱，然后对郑氏集团剿抚并用，陆续收复了被郑军占领的沿海地区和岛屿，将大伤元气的郑氏集团逐回台湾。
第四阶段（康熙二十到二十二年），郑经去世后，康熙做出了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采取“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一举攻占澎湖，消灭郑军的水师主力，然后运用强大的军事威慑和政治攻势，迫使郑氏集团放弃武力顽抗的企图，向清政府归顺投降，实现了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
此后，清政府在台湾地区设置府、县等行政机构，又宣布开放海禁，恢复了大陆与台湾间的贸易。这些措施对维护祖国统一，促进两岸关系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伦会盟：

康熙帝为加强北部边防和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于1691年在多伦诺尔（今多伦）与蒙古各部贵族进行会盟。多伦诺尔是蒙语，意为七溪、七星潭，距北京约八百里。当时，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其三部十万众南下投清。康熙帝为安置喀尔喀蒙古，并加强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遂决定于多伦举行会盟。康熙帝于御营殿帐依次召见内蒙古、外蒙古王公贵族，并赐宴。康熙帝还召集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哲布尊丹巴等35名喀尔喀三部贵族会盟。主要内容为：
（1）规定喀尔喀蒙古遵行清朝的法令；
（2）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等具疏请罪，以结束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
（3）废除喀尔喀三部所旧有农济、颜诺等名号，留汗号，依次授予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等爵位；
（4）编组盟旗，设立盟旗制度。此次会盟，改善了喀尔喀蒙古与清之间的关系，并使清王朝对漠北地区的管辖得到了加强。

抗击沙俄入侵，签订《尼布楚条约》：

1、背景：
明末清初，沙俄侵略军乘中国内部动荡不休，侵占了我国尼布楚、雅克萨等地，并以此为据点盘踞在那里，抢掠中国当地的少数民族。康熙帝不能容忍国土被侵占，臣民遭涂炭。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后，亲自东巡，了解敌情，制定方略，提出了在黑龙江两岸筑城屯田、派兵永驻的战略方针。 
2、经过：
①康熙亲自东巡，了解敌情，制定方略；
②分别命令彭春、萨布素组织两次收复雅克萨之战；
③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中俄东段边界。
3、《尼布楚条约》意义：
①双方平等协商下签署的平等条约；
②肯定了“两江一岛”属中国。（即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库页岛）

对康熙帝的评价：

比较于中国古今史学家对康熙的称颂，有人对康熙重新评价。认为中国近代的落伍，始自康熙皇帝，因为他处在巨变的时代，却拒绝重大的变革，其一生的功业只是人为地延长了已经衰亡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制度迈进的最佳时机，给近代中国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与苦难。
从康熙所处的时代来看，康熙即位前后中国和世界都处于新旧交替的紧急关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很快达到中国的近邻，俄国势力已深入到中国黑龙江流域。这种形势对于当时的清王朝既是挑战，又是机会。如果能借机了解西方，加快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加紧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加紧进行社会改革，就会在中西差距还不太大，西方人争夺重点尚未集中在中国的情况下，率先在东方建成资本主义强国。否则就难免成为第二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从当时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已经产生，到康熙初年，正逐渐滋长，这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也说明中国具备了变革的一定经济条件。其次，当时政治思想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清朝入主中原使“华夷有别”、“以夏变夷”论不攻自破。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被撼动，以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为首，已经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公开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他们主张社会舆论的合法性与监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提出“富民”思想，“天理”在“人欲”之中。这些“异端邪说”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说明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改革思想基础。
明清之际思想的混乱使人们向西方寻找精神支柱，信仰天主教的人越来越多。
在关键时刻，号称英明好学、文武全才的康熙，是趁热打铁、取中西文化之长，厉行变革，还是拨“乱”反“正”，使封建社会僵而复苏呢？从康熙的所作所为来看，他选择了后者。
所以康熙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两个世纪了，量变的积累增加了实质性变革的可能，且外界已有变革奏效的先例，又值大乱之后天下初定，假余威以变政更新正逢其时。但是康熙帝有才无识，因循误国，经雍正、乾隆沿袭日久，旧体制又重归稳定，已不易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