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改革基本特点：

梭伦改革的特点从目的上看，其主要目的是消除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从措施上看，很多措施都带有“折中”色彩；
从立场上看，对贵族和平民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政策．但自身却站在工商业奴隶主的立场上；
从结果上看，既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又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雅典民主政治确立的进程：

1、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
2、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改革，进一步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
3、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伯利克里改革，标志着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终确立。

梭伦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石：

梭伦改革中解负令将广大平民从债务奴隶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必须具备的公民群体；
以财产多寡来确定公民的政治权利打破了贵族专权的局面，使工商业奴隶主分享了政治权利，也使下层平民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
以财产资格取代血缘资格这就根本上瓦解了贵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基础；
恢复公民大会设立四百人会议与设立公民陪审法庭等国家权力机构的改革措施打破了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
克里斯梯尼改革与伯利克里改革正是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沿着梭伦的方向推进改革，才使得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终确立。

梭伦改革的社会历史背景：

梭伦改革之所以会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是公元前8至前6世纪平民与贵族的尖锐矛盾，致使雅典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当时，在政治上，贵族不仅占据了所有重要的国家官职，而且还把持了作为最高决策机关、监察和审判机关的长老会议。平民则毫无政治权利可言，由平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形同虚设。在经济上贵族还控制了城邦的经济命脉，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等方式盘剥平民。平民处境不断恶化，纷纷破产，无力还债的平民债务人及其家属从此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向债权贵族交纳六分之五的收成作为地租，自留六分之一，因此被称为“六一汉”。此外，所有的借款或租地都要以人身作为抵押，平民本人及家属因债务或交不起地租而沦为债务奴隶。由此，平民的反抗不断出现，并酝酿出公元前632年的“基伦暴动”。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司法执政官德拉古在公元前621年把当时的习惯法编订为成文法，限制贵族任意解释习惯法。然而，该法典仍然维护贵族既得利益，如允许债务奴役，对偷窃蔬菜水果者均处死刑等等，被后世称为“血腥法律”，不可能化解雅典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其二是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兴起，促进了雅典的社会政治改革。这一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与外贸的发展，工商业奴隶主阶层逐渐形成。他们不满旧贵族的政治专权，要求参与城邦政治，并卷入了当时的政治纷争。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一般住在沿海地区，被称为“海岸派”，他们不像“平原派”的旧贵族那样靠放高利贷、收地租和奴役债务奴隶来牟利，而主要关注发展海外贸易，掠夺外邦奴隶与财产。
他们一方面对无法参与城邦政治强烈不满，要求打破平原派的政治专权；
另一方面因经济上富有，也反对属于下层平民的“山地派”彻底改革的激进要求，主张实行温和的改革。不过，在反对贵族专权上，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是一致的，他们借助于平民的力量向贵族施压，呼吁改革。
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下，梭伦登上政治舞台而发动改革。他社会阅历丰富，具有振兴雅典城邦的政治理想。在收复为墨加拉侵占的萨拉米斯岛的斗争中，梭伦既激发了雅典公民的爱国主义激情，也树立起良好的政治形象，由此而在公元前594年被推选为首席执政官，全面推行改革。

商鞅——秦国政坛唱主角的新人：

1、“少好刑名之学”：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汉族。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因变法有功，秦孝公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何谓“刑名之学”？战国时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学派。指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套法家学说。
2、初涉政坛，怀才不遇：
商鞅建功立业的首选目标是战国初期最先崛起的魏国。早年的学术积淀使商鞅满怀治国平天下的壮志豪情，学成之后，他即开始寻找“栖身之佳木”。战国初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一跃成为中原霸主。公元前365年左右，商鞅来到魏国，在相国公叔痤的门下任中庶子（负责教育王侯大臣们小老婆所生的儿子）。不知道是商鞅的不幸，还是魏国的不幸，就在公叔痤决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时，公叔痤已被病魔夺走了大半条命。他只能竭尽余力，告诉前来探病的魏惠王：“我死之后，希望您能以举国之事，听候商鞅的调遣。”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人才如战略物资，自己不用也不能资敌。惠王认为公叔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公叔转而告诉商鞅，并要他赶快离开魏国。魏惠王和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失之交臂。后来，秦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国力强大。公元前340年，商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子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河西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3、投奔秦国，支持变法：
秦孝公，姓嬴，名渠梁。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战国时代秦国有名的一位君主。秦孝公一生中干过两件大事，其一是迁都咸阳，其二是任用商鞅变法。
他21岁登基，即位后征求“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发布求贤令。大意是：往日秦国自穆公管理期间，修德行武，东边平乱了晋国，以黄河为界限；西边霸占戎翟，开地千里。天子向秦穆公致伯，诸侯前来祝贺，为后人打下了基础，大业有望。其后君历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世昏政，内乱频出，外患交迫。三晋攻夺我河西，诸侯都蔑视我秦国，再没有比这更让我感到羞辱的事了。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想收复穆公打下来的土地，振兴秦国。我想起先君的作为，痛恨在心。各位贤士群臣有能出长策奇计让秦国强大者，我则封他为官，与他一起分享秦国。
商鞅得知消息后，携吴起的《法经》入秦。通过他在秦国的熟人、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引荐三次拜见秦孝公。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变法革新。

商鞅三次见秦孝公：

第一次见面，商鞅还弄不清秦孝公的想法。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大谈帝道，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见到秦孝公的这个反应，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于是，第三次见面，商鞅劈头就问：“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难道不想开疆拓土，成就霸业么？” 秦孝公立刻精神了，他要的就是霸道！听着听着，他不由自主地向商鞅靠拢。最后，秦孝公不再矜持，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说服了秦孝公，商鞅的强国大计只是销售了一大半。秦国的重臣还对变法有所保留，甘龙、杜挚等人，就对商鞅的一套毫不买账：“商鞅来自外国，他根本不了解秦国的实际情况，国君不过是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而已。”
聪明的秦孝公并不急于表态，他要看看商鞅如何应付——如果你的变法政策连大臣都说服不了，还如何推行全国？商鞅站了出来，和群臣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答辩会”。甘龙说，要效仿先圣。商鞅就历数那些成败君主，凡是有作为的必有所创造，有所超越，陈陈相因导致衰亡，顺应时势才能大展宏图。一番滔滔雄辩，把对方驳斥得哑口无言。
说服了大臣，商鞅的变法政策还只在朝廷站稳了脚跟。但是，老百姓会相信你的新政策吗？商鞅想到了一个办法。一天，商鞅亲自来到国都的南门，令人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百姓不知所以，纷纷前来围观。商鞅宣布，能把这个木头扛到北门，即赏十金。“这可是重赏啊!”人群中一阵惊叫，却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商鞅果断地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终于，有个年轻人出来试试运气了，他轻松地把木头搬到北门。众目睽睽之下，商鞅当场付款。

富国强兵的秦国——变法的进步意义：

1、性质：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
商鞅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富国强兵，客观上破除了奴隶制度及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从本质上说这是一场地主阶级的政治革命。
2、特点：
①改革最彻底；
②改革较全面：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习俗等各个方面；
③持续时间最久：18年，两次颁布变法令；
④作用最显著：变法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壮大了实力，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秦国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3、意义：
（1）政治：中央集权制度建设的开始
商鞅变法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封建国家机能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废除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县作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正式建立起来，通过县的政权制度，全国政权、兵权逐渐集中到朝廷，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强化基层管理的户籍什伍制和连坐法强化了封建集权力量。
（2）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增强了国力
秦处西戎，地旷人稀。开垦荒地是秦国发展农业生产的特点，商鞅采取措施奖励垦荒；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接着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土地私有制，这一切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秦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生机，扩大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为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和增强军事力量，实现强兵目标打下了基础。教学时，注意给学生讲清经济基础的变化对上层建筑变化的作用。
（3）军事：提高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
商鞅针对当时兼并战争频繁的特点，颁布了奖励农功的二十等爵制度。官爵晋升与斩敌首级，军功大小成正比。此法的实行，大长秦国杀敌立功之风。并严禁私斗，凡私斗者，按其情节轻重予以严厉的处罚，从而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达到强兵目的，极大提高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从此，秦国在对外兼并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4）司法：改变“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严惩了守旧势力。

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

经济上：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为秦国农业生产带来生机。
政治上：使封建国家机器的职能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
军事上：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秦国在对外兼并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总之，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变法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后来秦的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秦国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商鞅变法的性质和特点：

1、性质：
商鞅变法是新兴地主阶级领导的一场彻底的封建化改革运动。
2、特点：
商鞅变法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农战”和“法治”。
商鞅变法是实行最彻底、对旧贵族打击最严重，变法措施最全面，为期最长久，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商鞅变法以法律形式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发展封建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富国强兵，建立新型地主阶级的统治。商鞅变法的许多措施，如，“重农抑商”、“统一度量衡”、“废分封，行县制”、“什伍连坐”等不仅为秦国完成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国家治理基础，对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商鞅变法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改革比较：

（1）措施最全面：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习俗等方面；
（2）措施最彻底：废除井田制，废除世卿世禄；
（3）历时最久：先后两次改革，持续18年；
（4）推行力度最大；
（5）成效最明显：增强秦国实力，为秦统一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概述：

一、历史背景：
1、政治：分封制宗法制遭破坏，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2、经济：铁器牛耕出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变法的根本原因） 。
3、军事（主观动力）：争霸战争需要“富国强兵”（变法的直接推动力）。
4、思想：法家学说成为改革的思想武器。
[重点强调]根本原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举措：
1、经济方面的主要措施有：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
2、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措施有：
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废除“世卿世禄制”；
严格户籍管理制度，制定连坐法；
普遍推行县制；
制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农战”和“法治”。
三、结果：
（成功）“商鞅虽死,秦法未灭”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 

商鞅变法的内容和积极作用：

康有为主要著作和思想：

（1）思想：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变法理论依据，提出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要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和“太平世（大同）”三个发展阶段的理论。
康有为的早期思想强调“变”，认为“变”是“天道”，是“物之理”，提倡“托古改制”，他将公羊“三世”之说和《礼运》“大同”思想结合，推演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并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这一思想理论在同洋务派、顽固派斗争中起到进步作用，但其“变”，只是“渐进”，而不是“骤变”，这是他后来思想蜕变的根源。
（2）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刊行，康有为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强烈不满，详细论证了古文经《左氏春秋》、《周礼》等书都是“伪经”，完全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尽管康有为的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却引起人们的思考：既然传统的经典是假的，那么从中引出的信条就不足为训了。这就打击了正统思想赖以立论的基础，为变法维新开拓了思路。
《孔子改制考》于1898年刊行，康有为把孔子打扮成一位社会改革家，同时推孔子为“万世教主”。康有为曾将《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并说明：“臣今所作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经过康有为的装扮，孔子成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先师，以此来抵制封建顽固派对变法维新的阻扰和压力。
（3）特点：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大同”思想和“托古改制”的理论，是他借用传统的儒学，来阐发自己的维新思想，以瓦解封建主义思想体系。
（4）评价：一方面有利于减少变法阻力，促进维新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敢与封建思想彻底决裂。

康有为：

1859—1927，清末维新运动领袖。出生在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不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百日维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为、梁启超所筹划。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设立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1917年，伙同张勋复辟失败。1927年，病死于青岛。

《中外纪闻》：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后不久，创办了《万国公报》。《万国公报》自1895年8月17日开始正式刊行，为双日刊，每册有编号，无出版年月。报名与英、美传教士所办之报相同，因为上海广学会编的《万国公报》在政府官僚中行销有年，故袭用其名，以利推广。《万国公报》每册有论文一篇，长篇则分期连载，除转载广学会和其他报刊外，撰文未署名，实际出于梁启超、麦孟华之手。北京强学会成立以后，“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中外纪闻》于12月16日正式刊行，双日刊，木活字印刷，每册注明出版年月，无编号，封面有紫红色“中外纪闻”四字。《中外纪闻》发刊一个月零五天，即遭封禁，但“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在今存各册中，有《英国幅员考》《西国铁路考》《地球奇妙论》等。《中外纪闻》是资产阶级早期政治团体的机关刊物，它除选登“阁抄”、译载新闻外，又载“格致有用之书”，探讨“万国强弱之原”，提出言政敷治的建议，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新闻史上有一定地位。

《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主要理论著作之一，初刊于1891年。在书中，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所以叫作“伪经”；是新莽一朝之学，所以又叫作“新学”。他指斥古文经学不是孔子的“真传”，“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康有为认为，西汉以前的今文经才是孔子“真传”所在。这就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挑战，为扫除维新变法的障碍准备了条件。康有为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也挂上了孔圣人的招牌，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旨在动摇和破坏封建守旧顽固势力“恪守祖训”的观念，打击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因此它不是一部单纯的“辨伪专著”，而是披着“经学”外衣的一部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

《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另一部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始纂于1891年，1898年正式刊行。它的主要内容是：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的。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出一套他自己创立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撰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依据。从战国到秦汉，“无不咸归依孔子”，因为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教义最完善、制度最齐备，门徒最众多，于是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为“万世教主”。这样，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者，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康有为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他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挂上孔圣人的招牌，用自己的观点阐释儒家经籍，铺衍“孔子改制”，力图使人们相信，维新变法就是遵循孔子的“立法”，孔子也成为维新变法的祖师。

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

1、变法失败的原因：
（1）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具体原因：
①领导无力：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
②缺乏群众基础：脱离人民群众；
③存在依赖幻想：只是寄希望于没有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和极少数帝党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的幻想；
④新政无法落实:地方官员的阳奉阴违；
⑤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2、失败的教训：
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3、历史意义：
（1）性质：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
（2）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①政治：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揭开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因而是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具有爱国性。
②经济：维新派在经济上提倡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③思想：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具有启蒙性。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对激发人民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文化展开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百日维新中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设立新式学堂，也为改革封建教育制度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
④社会生活：维新派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如主张男子剪辫子、妇女不缠足）等，对促进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近代化也起了重要作用。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维新运动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兴起，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感染力，引起社会的巨大震动。尚未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充当历史的主角，导演了一场生气勃勃的
政治改革和社会启蒙运动，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这次改革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变革的停顿和历史潮流的逆转，而是预示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维新运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其理论体系，揭露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腐朽，猛烈冲击封建统治，使封建地主阶级不能照旧下去。事隔几年，镇压这场改革的封建顽固派也不得不仿效维新派，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以对抗革命，这也是戊戌维新运动使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一个侧证。
例如，新政改革废八股、兴学堂的措施，曾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当时京师大学堂仍然保存，各地私立学堂也“纷纷见”，已经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教育改革，不可能再回复到科举八股时代那种窒息、沉寂的状况了。因此，仅仅三年，统治者便不得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于1901年再度变革科举，废除八股。至1906年，连科举制也正式废除了。中国奉行千年的科举制的废除，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不能不归功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再如，百日维新时期设立农工商总局的措施，是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上层建筑的重大突破，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戊戌政变后也将这项改革废除了。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行政手段所能扼制的。因此，统治者不得不在1903年重新设立商部，并制定《奖励公司章程》，1906年又将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对民族资本主义作出了让步。这项措施也确实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在民族工业的兴起、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这就是“预备立宪”的原由之一。
维新运动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辛亥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没有维新运动的兴起，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早日到来。维新运动尽管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它批判封建专制和君权神授的理论，提倡民权，使人们的思想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的熏陶下，从君主立宪制的限制而继续前进，走上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后来的形势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失败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却从此迅速展开。维新运动是辛亥革命中的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先驱。民主革命时期抵制外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以至立宪运动都是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20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可以说是戊戌变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和发展。
戊戌维新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是一次影响极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又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维新派广泛介绍和宣传西方培根、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霍布士、边沁、达尔文、斯宾塞、马尔萨斯、亚当·斯密的学说，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生物进化论、庸俗进化论、科学的方法论、天赋人权说，以及自由、平等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无疑是个法宝。他们紧握这个武器向封建统治冲击，使古老的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社会思想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厄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尽管他们作出了种种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从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方面考察，显然政治上不成熟，并且十分软弱。这首先表现在他们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维新派在造成民族危机的原因和怎样才能挽救这个危机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他们虽然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却以为这是中国积弱的结果，甚至认为贫弱的国势不足以抵抗侵略，只有等中国富强起来才可以自然地“消除外患”。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之所以侵略中国，关键在于中国不能自强。如何解决民族危机呢？不在于反帝，而在于变法图存。这说明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帝的思想，而是导致要变法自强的结论，这是他们不敢向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软弱性的表现。这种在不反帝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主张，只能是不现实的幻想。
维新派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表现在新政改革中急躁，分不清轻重缓急，措置失当。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所颁发的上谕竟有一百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应该有轻重缓急。新政上谕纷至沓来，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官僚机构的臃肿庞杂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一大特点，变革这些机构当然是新政的内容之一，至于怎么变，却必须稳步地进行。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又主张官爵分离，给予耆耄冗员以爵位，使之享有荣誉和优厚的物质待遇。这种措置是比较稳妥的。可惜年轻的光绪皇帝缺乏政治经验，他一次就下令裁撤了詹事府等十多个衙门，引起很大震动。由于某些新政改革操之过急，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利益地位，他们便群起攻击变法，使矛盾骤然激化。再如，光绪皇帝因礼部堂官阻挠部员上书，便一次罢免了全堂的六名尚书、侍郎。有的侍郎并未参与其事，也被革了职。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处置，不仅给守旧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也引起局外人的不平。
维新派对敌对阵营没有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没有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也反映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总的来看，构成敌对阵营的是洋务派和顽固派，他们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个根本点上相一致，但两派之间也有矛盾。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科学技术，但为顽固派所不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维新派在低层次的改革主张上，如废八股、兴学堂、重整军备等，和洋务派并非绝对对立，两派之间多少有商讨的余地，但维新派很少做争取、瓦解的工作。
显然，维新派不论在政治主张、方针策略，还是在组织程度上，都表现出软弱无力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些都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