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含义：

唐太宗为帝一朝，确如其名──世民──济世安民。统治过程中，唐太宗居安思危，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并且完善了一系列制度，终于促成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文化繁荣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

1、概况：
①原因概括：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和文德治国的思想，完善了科举制，对少数民族采取团结、平等政策，对外采取积极友好开放的政策。
②主要表现：统治过程中，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中外交往频繁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
2、“贞观之治”出现的主要原因：
（1）政治方面：惟贤才是用，不避亲仇（提拔魏征）；虚怀纳谏；用人扬长避短（房谋杜断）。
（2）经济方面：休养生息，不夺农时，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存百姓”。
（3）法律方面：慎用刑法，《唐律》体现仁义为本，刑罚为末的原则。
（4）文化方面：文德治国，崇儒尊孔。完善科举，进士科人才济济。
（5）民族关系方面：
采取“战而后和”的策略，对不同的民族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措施，促进民族团结和发展。
①设置羁縻府州：东突厥归附唐朝后，唐在当地设羁縻府州，任命突厥首领为都督。
②册封：西北各族首领尊请唐太宗为“天可汗”，他们的后嗣由唐册封。
③设置机构：唐攻下西突厥后设置安西都护府，管辖西域。
④和亲：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请求与唐通婚，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和亲。文成公主带去种子、工匠、书籍和冶金技术、中原文化。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汉藏人民的关系。
评价：
①民族团结政策加强了唐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强对边疆的管辖，也为唐朝盛世局面的出现提供有利的条件。
②有利于少数民族吸收汉族先进的文化，促进了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
（6）对外关系方面：采取积极友好开放的对外政策，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大大增强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亚洲各国的文明进步。

贞观之治的表现：

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资治通鉴》卷193，唐记九，贞观四年

贞观年间的政治清明：

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资治通鉴》卷192，唐记八，武德九年十二月
上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资治通鉴》卷196，唐记十二，贞观十六年

太宗时期实行积极开明政策——民族团结发展：

1、原因：贞观之治，统治稳定，国力增强
2、措施：
①武力征服（战而后和）629年，唐太宗发兵打败东突厥，并俘获其首领颉利可汗。设置管理机构设置羁縻府州。
羁縻府州是唐朝管辖民族地区的一种地方制度。——因统而治，重用首领，安抚少数，统治边疆。
设置都护府（安西都护府）都护府是军政机构，直接派官员、驻军队、管理边疆。 ——保证边疆安宁和丝绸之路畅通
②册封少数民族首领；
③政治联姻（和亲）。使唐朝和边疆民族地方政权的关系变成“翁婿”关系；促进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汉藏人民的友好关系。
3、实质：民族团结；促进边疆地区开发与发展；
4、影响：促进民族交流融合；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唐朝民族团结和发展的原因：

1、唐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盛世之朝，为大规模开展民族交往提供了物质条件；
2、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也对周边各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3、唐朝辽阔的疆域、发达的交通，都为中原与边疆的沟通、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4、唐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

平定“三藩” ：

1、“三藩”问题的由来：
三藩即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他们三人位高权重，为清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康熙即位后，三藩存在威胁到中央统治。1673年，清政府下令撤掉三藩藩王称号，吴三桂等随即叛乱。
2、平定“三藩”的经过：
三藩联兵举起反清大旗，数月之间，清朝江南半壁江山失于三藩之手。康熙帝临危不惧，运筹帷幄，重用汉将，做出果断的军事决策，进行镇压，同时采取政治攻势，历时八年，“三藩之乱”终被平定。
3、平定三藩的历史影响：
这场胜利，也彻底征服了一些明朝遗民的反清之心，使清朝统治趋于稳固。消除了割据、分裂的隐患，加强了国家统一，巩固了中央集权。

收复台湾：

1、措施：
降服了控制台湾的郑成功之孙郑克塽，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1682年，康熙帝决定收复台湾，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进攻台湾。第二年，郑克塽投降，清政府随即设台湾府，下辖三县，隶属福建省。设总兵、副将驻守台湾、澎湖。至此，在清初割据了42年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维护了全国领土的完整。
2、影响：
加强了台湾同大陆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了祖国的海防。

三征噶尔丹：

1、背景：
康熙时，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其他两部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来在伊犁一带过游牧生活。自从噶尔丹(1644—1697)统治准噶尔部以后，他野心勃勃，先兼并了漠西蒙古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失败后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保护。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十分骄横，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
2、主要战役：
乌兰布通、昭莫多
3、结果影响：
噶尔丹自杀，平叛取得胜利，挫败了沙俄利用准噶尔贵族分裂我国西北领土的阴谋；打击了新疆、蒙古分裂力量，巩固对西北边疆的统治。

加强民族团结：

1、尊崇儒家文化；
2、加强与蒙、藏民族团结，尊重喇嘛教
①表现：
A.在多伦与内外蒙首领会盟
B.册封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等活佛
②影响：加强了对西藏和蒙古的管理

康熙帝统一台湾的经过：

第一阶段，康熙元年到康熙三年。郑成功在台湾去世后，其子郑经继承了郑氏集团的领导权，占据着台湾地区和福建的金门、厦门等沿海岛屿，与清政府隔海对峙。清政府对郑氏集团实施军事打击与政治招抚、经济封锁相结合的策略和行动，迫使郑经于康熙三年（1664年）撤出金门、厦门等岛屿，退守台湾。
第二阶段，康熙四年到十二年。清福建水师进攻台湾行动受挫，此后清政府调整了对台策略，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派使者赴台寻求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清政府还与郑氏集团展开了经济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
第三阶段（康熙十三至十九年），郑氏集团乘大陆发生“三藩之乱”之机，出兵进犯大陆沿海地区，清政府以远交近攻、各个击破为基本方针，先鼎力平定三藩之乱，然后对郑氏集团剿抚并用，陆续收复了被郑军占领的沿海地区和岛屿，将大伤元气的郑氏集团逐回台湾。
第四阶段（康熙二十到二十二年），郑经去世后，康熙做出了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采取“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一举攻占澎湖，消灭郑军的水师主力，然后运用强大的军事威慑和政治攻势，迫使郑氏集团放弃武力顽抗的企图，向清政府归顺投降，实现了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
此后，清政府在台湾地区设置府、县等行政机构，又宣布开放海禁，恢复了大陆与台湾间的贸易。这些措施对维护祖国统一，促进两岸关系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伦会盟：

康熙帝为加强北部边防和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于1691年在多伦诺尔（今多伦）与蒙古各部贵族进行会盟。多伦诺尔是蒙语，意为七溪、七星潭，距北京约八百里。当时，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其三部十万众南下投清。康熙帝为安置喀尔喀蒙古，并加强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遂决定于多伦举行会盟。康熙帝于御营殿帐依次召见内蒙古、外蒙古王公贵族，并赐宴。康熙帝还召集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哲布尊丹巴等35名喀尔喀三部贵族会盟。主要内容为：
（1）规定喀尔喀蒙古遵行清朝的法令；
（2）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等具疏请罪，以结束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
（3）废除喀尔喀三部所旧有农济、颜诺等名号，留汗号，依次授予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等爵位；
（4）编组盟旗，设立盟旗制度。此次会盟，改善了喀尔喀蒙古与清之间的关系，并使清王朝对漠北地区的管辖得到了加强。

抗击沙俄入侵，签订《尼布楚条约》：

1、背景：
明末清初，沙俄侵略军乘中国内部动荡不休，侵占了我国尼布楚、雅克萨等地，并以此为据点盘踞在那里，抢掠中国当地的少数民族。康熙帝不能容忍国土被侵占，臣民遭涂炭。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后，亲自东巡，了解敌情，制定方略，提出了在黑龙江两岸筑城屯田、派兵永驻的战略方针。 
2、经过：
①康熙亲自东巡，了解敌情，制定方略；
②分别命令彭春、萨布素组织两次收复雅克萨之战；
③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中俄东段边界。
3、《尼布楚条约》意义：
①双方平等协商下签署的平等条约；
②肯定了“两江一岛”属中国。（即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库页岛）

对康熙帝的评价：

比较于中国古今史学家对康熙的称颂，有人对康熙重新评价。认为中国近代的落伍，始自康熙皇帝，因为他处在巨变的时代，却拒绝重大的变革，其一生的功业只是人为地延长了已经衰亡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制度迈进的最佳时机，给近代中国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与苦难。
从康熙所处的时代来看，康熙即位前后中国和世界都处于新旧交替的紧急关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很快达到中国的近邻，俄国势力已深入到中国黑龙江流域。这种形势对于当时的清王朝既是挑战，又是机会。如果能借机了解西方，加快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加紧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加紧进行社会改革，就会在中西差距还不太大，西方人争夺重点尚未集中在中国的情况下，率先在东方建成资本主义强国。否则就难免成为第二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从当时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已经产生，到康熙初年，正逐渐滋长，这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也说明中国具备了变革的一定经济条件。其次，当时政治思想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清朝入主中原使“华夷有别”、“以夏变夷”论不攻自破。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被撼动，以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为首，已经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公开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他们主张社会舆论的合法性与监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提出“富民”思想，“天理”在“人欲”之中。这些“异端邪说”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说明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改革思想基础。
明清之际思想的混乱使人们向西方寻找精神支柱，信仰天主教的人越来越多。
在关键时刻，号称英明好学、文武全才的康熙，是趁热打铁、取中西文化之长，厉行变革，还是拨“乱”反“正”，使封建社会僵而复苏呢？从康熙的所作所为来看，他选择了后者。
所以康熙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两个世纪了，量变的积累增加了实质性变革的可能，且外界已有变革奏效的先例，又值大乱之后天下初定，假余威以变政更新正逢其时。但是康熙帝有才无识，因循误国，经雍正、乾隆沿袭日久，旧体制又重归稳定，已不易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