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强兵：

（1）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
制定二十级爵的作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
而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
（2）废除“世卿世禄制”，鼓励贵族建立军功：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3）改革户籍制度，制定连坐法：
秦国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管理广大居民，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轻罪用重刑。将魏国李悝的《法经》颁布实行，还增加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与后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4）普遍推行县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5）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鞍变法时曾采用李悝的《法经》，并改法为律，颁行秦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秦律修订，作为全国统一的法律颁行各地。秦律中的刑罚有：
①死刑，主要有弃市和磔。
②肉刑，有斩足、宫、劓、黥等肢体刑。
③徒刑，将犯人拘禁起来，并使服苦役。
④迁刑，即将犯人流放边地。
⑤笞刑，即鞭笞之刑。
⑥赀罚，让罪人向官府交纳财物或提供劳役以达到惩罚的目的。
商鞅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当时法家认为侠以武犯禁，儒以文害法，似乎儒家的东西都是蛊惑人心的东西，所以为了明法令，它就要烧掉诗书，以法为令，以吏为师。然而，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我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6）改革旧习俗：
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

郡县制：

郡县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得到全面发展成熟的地方行政制度。它初步形成于春秋时期，当时晋、楚等国在开拓疆土之后，开始在边境地区设置“县”一级行政机构，后来，县作为一级行政机构逐渐由边地向内地推行，而在新的兼并地区，则改为置郡。郡县制的特征之一，是由国君直接委任官员进行管理，有利于集权，这是与以往世袭的封邑制有很大区别的。
战国时期，郡县制在各国得到普遍推行，成为一种强化中央集权专制政治的有效地方行政体制。战国时代郡的设置，继承春秋，主要还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即为了巩固边防，初期的郡一般多设于边地，其地位不若内地的县。但战国中叶后，边地得到开发，人口增多，郡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某些地区进而形成了郡辖县的现象，产生了郡、县两级行政体制。至于县的设置，在战国时代乃更为普遍。当时一般有城市的都邑都已建有县，县往往是以某个城邑为中心，辖有该城与周围农村地区。郡县的长官郡守、县令，均由国君直接委任，并按时接受考核。郡、县的行政和军事权力，都控制在国君的手中。这样一来，国君就建立起自中央到地方郡、县乃至乡、里的逐级统治系统，从而为君主中央专制集权提供了行政组织上的保障。由此可见，郡县制的确立，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二十等爵制：

二十等爵制，是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军功爵禄制度。所谓“军功爵”，其实质含义便是奖励军功，鼓励杀敌求胜，它是新兴阶级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一项措施；同时，也是调整当时社会关系的一个途径。早在公元前493年，晋国赵简子戚地誓师即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这可以视为军功爵的滥觞。进入战国之后，军功爵在各国纷纷实行，如吴起在魏国就明确提倡对精锐材力之士“必加其爵列”。又如齐国的“技击”，斩敌一首“则赐赎锱金”，而魏国入选的“武卒”，也可以“复其户，利其田宅”（《荀子·议兵》）。当时，在全面贯彻军功爵制方面最为彻底的，无疑当首推秦国。其标志就是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创建和推广的“二十等爵制”。
“二十等爵制”是典型的战场奖赏法。一方面施行厚赏，另方面也厉行重罚。秦国的二十等爵制可以分为四个等级，相当于士的是：一级公士，二级上造，三级簪袅，四级不更；相当于大夫的是：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九级五大夫。相当于卿的是：十级左庶长，十一级右庶长，十二级左更，十三级中更，十四级右更，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良造，十七级驷车庶长，十八级大庶长；相当于诸侯的是：十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彻（通）侯。按照不同的爵位，享受不同的政治、经济特权。立了军功，爵位逐次递进；反之，有罪可以“夺爵”。如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名将白起因在攻打赵都城邯郸问题上，与秦昭王意见不合，而被剥夺了全部爵位，沦为兵士，“免武安君为士伍”。

富国强兵的秦国——变法的进步意义：

1、性质：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
商鞅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富国强兵，客观上破除了奴隶制度及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从本质上说这是一场地主阶级的政治革命。
2、特点：
①改革最彻底；
②改革较全面：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习俗等各个方面；
③持续时间最久：18年，两次颁布变法令；
④作用最显著：变法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壮大了实力，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秦国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3、意义：
（1）政治：中央集权制度建设的开始
商鞅变法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封建国家机能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废除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县作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正式建立起来，通过县的政权制度，全国政权、兵权逐渐集中到朝廷，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强化基层管理的户籍什伍制和连坐法强化了封建集权力量。
（2）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增强了国力
秦处西戎，地旷人稀。开垦荒地是秦国发展农业生产的特点，商鞅采取措施奖励垦荒；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接着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土地私有制，这一切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秦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生机，扩大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为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和增强军事力量，实现强兵目标打下了基础。教学时，注意给学生讲清经济基础的变化对上层建筑变化的作用。
（3）军事：提高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
商鞅针对当时兼并战争频繁的特点，颁布了奖励农功的二十等爵制度。官爵晋升与斩敌首级，军功大小成正比。此法的实行，大长秦国杀敌立功之风。并严禁私斗，凡私斗者，按其情节轻重予以严厉的处罚，从而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达到强兵目的，极大提高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从此，秦国在对外兼并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4）司法：改变“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严惩了守旧势力。

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

经济上：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为秦国农业生产带来生机。
政治上：使封建国家机器的职能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
军事上：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秦国在对外兼并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总之，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变法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后来秦的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秦国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商鞅变法的历史局限：

（1）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如：刑法严酷；
商鞅制定的刑法非常严苛，如百姓违犯法律规定，在路边倒垃圾，就要被砍去双手，如盗窃牛马者要处以死刑。商鞅推行的法律体现了轻罪重罚的思想，迫使人们遵守规矩，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史书记载，商鞅一次在渭水边处决了七百多人，渭水为之变赤。
（2）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
“连坐法”的推行以及轻罪重罚、什伍户籍制度及征收户赋，劳役沉重与“燔诗书”等法令一起，对全国城乡人民布下了一张严密的监察网，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
（3）变法并未与旧制度、旧文化、旧习俗彻底划清界限。
如二十等爵制明确规定按爵位高低占有数额不同的田宅和奴隶，公开承认占有奴隶的合法性，等等。商鞅实行的严刑峻法和文化高压政策，对后来的秦朝也有消极影响。
（4）重农抑商：压制工商业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导致民主意识的弱化；
（5）焚烧史书，蔑视文化：摧残了文化，压制了思想，导致民族创新意识窒息；
（6）倡导君主独裁，选错了政治体制的方向。

均田制：

北魏时期实行的国有和私有相结合的封建土地制度。主要内容是国家把荒地分给丁男露田40亩，妇女20亩；丁男受桑田20亩。露田在农民60岁免课赋或身死时归还政府；桑田传给子孙。地主按级别也分给公田。均田制的实行，把农民与土地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同时推动着鲜卑族经济的转型，加强了民族大融合。

三长制：

北魏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为配合均田制的实行，北魏统治者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它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和兵役，推行均田制。它的推行，健全了县以下的地方基层政权，完善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体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的控制，巩固了北魏的统治。

卓有成效的新制：

北魏前期——制度创新（冯太后主持）：

1、重点：建立新制度，取代旧制度
2、措施：
（1）制定俸禄制，整顿吏治：
原因：官吏无俸禄，吏治黑暗，贪污成风。
内容：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不许官吏自筹。惩治贪污。
作用：使吏治有了好转。
（2）推行均田制：
原因：中原战乱，百姓流亡，政府控制着大量的无主荒地。
主要规定：
①男子15岁以上，授种票谷的露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同样授田。耕牛1头授田叨亩，限4头牛。授田视轮休需要加倍或再加倍。授田不准买卖，年老或身死还田，奴婢和牛的授田随奴婢和牛的有无而还授。男子授桑田20亩。桑田世业，不必还给国家，可传给子孙，可卖其多余的，也可买其不足20亩的部分。产麻地男子授麻田10亩，妇人50亩，年老及身死后还田。受田以后，百姓不得随意迁徙。贵族和官僚可以通过奴婢和耕牛另外获得土地。
②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给数额不等的职分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各8顷，县令、郡丞各6顷，不准买卖，离职时交于继任者。北齐、北周、隋、唐都沿用均田制，具体办法有所变更。北齐男子18岁开始授田。唐代女子不授田，男子授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狭乡减半。永业田、口分田均不得买卖，但迁徙和身死无力营葬者可卖永业田，从狭乡迁往宽乡者可出卖口分田。
实质：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是北魏政权的经济基础，是其他新制推行的出发点。
作用：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设立三长(zhǎng)制：
目的：配合均田制的推行，强化对地方的控制；
内容：即邻长、里长、党长北魏后期的基层政权组织。
性质：北魏基层行政组织。职责：检查户口，征收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推行均田制。
作用：三长制的推行一是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体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二是有利于推行均田制。
（4）推行新租调制：
目的：适应均田制，保证国家赋税的征收；
内容：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调。
作用：使农民负担大为减轻，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3、影响：
这些改革措施以发展生产，缓和矛盾，巩固政权为目的，形成了以均田制为中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彼此影响，互相作用，有力促进了北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北魏的政权，为孝文帝后期推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迁都洛阳：

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减少改革的阻力，孝文帝决定把首都从经济落后、地理环境偏远的平城迁往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孝文帝克服阻力，设巧计迁都。迁都洛阳，为孝文帝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迁都洛阳：

1、原因：
①政治上：旧都保守势力强大，阻挠改革，统治中原的需要；
②经济上：旧都经济落后，粮食供应困难。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平城偏北地寒，粮食产量非常有限。
③军事上：旧都受到北边强敌柔然的骚扰和威胁；
④地理上：旧都偏居塞上，经略中原困难；
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地处偏北，地形多山，气候干旱，气温偏低，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自然条件制约着北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洛阳地处黄河中下游西岸，卧居中原，山川纵横，素有“九州暖地”之称，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自然成了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场所。曾是东周、东汉、曹魏等朝代的都城。孝文帝迁都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⑤倾慕汉族文化。
孝文帝拓跋宏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对汉民族的文化极其崇拜。他从小由其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是汉族人，知书达理，聪明果断，曾执掌北魏大权二十多年，她参照汉族的文化制度，颁布了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孝文帝在她的熏陶下，成长为汉文化忠实的推行者。
2、策略：迁都动议与南下伐齐。
3、迁都：495年，北魏正式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

孝文帝与任城王拓跋澄筹划迁都：

公元490年孝文帝亲政后，就把迁都洛阳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孝文帝看来，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交通便利，一直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曾是东周、东汉和魏晋的都城。迁都洛阳，既便于加强同中原汉族地主的联系，又可以摆脱鲜卑贵族旧势力的束缚，有利于推行汉化改革措施。但是要排除迁都问题上的种种阻力，必须另出高招，于是孝文帝决定假借“南征”之名，来达到迁都的目的。
为此，他召集文武大臣，声称要大举进攻南方齐朝。群臣内心都不情愿，默不作声，朝堂上一片沉寂。不料，一向主张改革，深受孝文帝信任的任城王拓跋澄也信以为真，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意见，甚至与孝文帝当场争辩起来。孝文帝勃然震怒，说“社稷是我皇帝的社稷，你任城王难道想惑乱人心吗”！拓跋澄也不示弱，说“社稷果然是您皇上的，但是我作为社稷的臣子，有责任维护社稷的安危”。孝文帝不想与他在朝堂僵持，于是给自己打圆场，找台阶，表示“各言其志，亦复何伤”。随即宣布退朝。
孝文帝回宫后，立即传召拓跋澄，向他说明了“南征”的真相，并把迁都的必要性讲了一番。任城王原来就是坚定的改革派，孝文帝曾经表示过“非任城王无以识变化之体，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此时他了解了孝文帝的真实意图，马上表示举双手赞成。于是两人开始深入探讨迁都的具体操作事宜。孝文帝向他坦率地表达了对迁都的一些担心：“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拓跋澄认为孝文帝的担心是多余的，激励孝文帝说：“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孝文帝闻言倍感鼓舞，遂大张旗鼓准备“南征”，为迁都创造条件。

孝文帝借“南征”完成迁都之举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八月，孝文帝亲率大军30万，号称百万，南下“伐齐”。当时适逢秋雨连绵之际，风雨交加，道路泥泞，历经近一个月，数十万北魏将士才抵达洛阳城下，他们神色倦怠，疲惫不堪，恨不得坐下再不起来，随行大臣同样精疲力竭，叫苦不迭。可是，孝文帝却一身戎装，执鞭催马，指麾向南，命令将士立即开拔，一派不灭南齐誓不回师的架式。文武百官见此情形，纷纷跪倒在孝文帝的马前，叩头不止，恳切请求皇上停止“南伐”。孝文帝不为所动，故意声色俱厉地喝斥道：朕正准备经营大事，统一天下，可你们这些人推三阻四，有意迁延，须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你们再要说东道西，当心受到严刑的制裁！说罢，又策马跃出人群。这时，安定王拓跋休等人又哭着上前劝谏，苦苦哀求。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将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表示如果大家都不想南伐，那么就索性将国都迁徙到这里，“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不等大臣们有所反应，孝文帝又说道：“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在场大臣大多不乐意迁都，但更不愿南征，情急之下，别无选择，只好站到左边，表示同意迁都。不再南征的决定作出之后，群臣山呼万岁，迁都洛阳之事，就在孝文帝自己导演的活剧中顺利实现了。
接着，孝文帝委派李冲等营建洛阳，又派拓跋澄回平城，向留守在那里的贵族大臣传达迁都的决定。留守百官闻此信息都十分震惊，他们留恋故土，不愿南迁，拓跋澄苦口婆心对他们作说明和说服工作，终于平息了他们的情绪。次年二月，孝文帝又颁发诏书，向全国通告迁都事宜。同时，他回到平城，亲自劝说鲜卑贵族搬迁到新都去。不久，北魏朝廷正式迁都洛阳，先后有100万人从平城迁徙到了洛阳，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计划至此取得了完全的实现。

“汉化”措施：

北魏统治者实行的推动鲜卑族向汉族同化的措施。孝文帝基于对汉族先进文化优越性的认识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出发而自觉主动地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通过这些措施，从生产、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全面接受汉族文化，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为结束南北分裂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移风易俗（后期改革的重点）：

1、重点：改变鲜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促进鲜卑族积极接受汉族文化。
2、目的：孝文帝亲自主持，以学习汉文化为主要目的。
3、措施：
①易服装：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夹领小袖，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495年十二月二日，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孝文帝自己带头穿戴汉族服装，并在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
②讲汉话：孝文帝宣布以汉语为“正音”。称鲜卑语为“北语”要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下令官员上朝时要讲汉话，但30岁以上的官员一时难改，可仍讲鲜卑话，暂不处罚；30岁以下官员必须严格执行法令，否则要降职。
③改汉姓，定门第等级：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当时，他带头将拓跋氏改为元氏，因为北人称土为拓、称后为跋，魏主认为他们祖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就姓了拓跋。而土是黄色的，它是万物之元，所以改姓为元。其余鲜卑姓氏也改为汉姓。如拓跋氏改姓元氏，独孤氏改姓刘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丘穆陵氏改姓穆氏等。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与汉姓完全相同。他还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族的门第高低，并按照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在汉族地主中，以父祖在北魏所在任官职高低分为甲乙丙丁四等级；在鲜卑贵族中除皇室元氏门第最高外，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首，其门第与汉族大族四姓（崔、卢、李、郑）相对应；其他则是一般世族。
④通婚姻：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陕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个弟弟聘室，六个王妃中，除次弟之妻出于鲜卑贵族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通过这种联姻把两族统治者的利益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巩固统治。
⑤改籍贯：孝文帝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数间房屋，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个体农民。自从魏孝文帝建都洛阳起，先后有四位北魏皇帝葬在洛阳北郊邙山一带，即有魏孝文帝的长陵，魏宣武帝的景陵，魏孝明帝的定陵，魏孝庄帝的静陵。
4、作用：
促进了鲜卑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争取到汉族地主对北魏政权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政权向汉族统治模式转化。

北魏文化的发展：

魏孝文帝推行以汉化为主题的改制之后，先进的汉文化在少数民族中被广泛接受和全面普及，使当时的北方地区文化出现了一个中兴的形势。这表现为，第一，学校得以迅速恢复，读书士人数量激增，儒家学说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史载“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地，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魏书·儒林列传》）。第二，整体学术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由于社会相对安宁，许多士人能够专心治学，这就使得当时的文学、经学等学术领域都呈示出欣欣向荣、兴旺繁盛的局面，出现了一批价值极高的传世之作，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齐民要术》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晋永嘉之乱以来，北方中原地区“礼乐文章扫地以尽”的格局。第三，在鲜卑族人当中，涌现出许多熟悉汉文化，并对汉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人物。孝文帝提倡汉化的政策导向，鼓励了不少鲜卑族贵族积极接触和学习汉文化，他们中间熟读汉文典籍，善于吟诗作诗者不乏其人。如《切韵》一书的作者陆法言，就是鲜卑族步六孤氏人，他从只会讲鲜卑语到精通汉语音韵，成为汉语研究方面的专家，这一事实本身，就突出反映了孝文帝改制的成效以及北方文化总体水平的提升。

孝文帝改革祭天礼仪：

鲜卑拓跋氏先世所崇拜的天、神和汉族所崇拜的天、神，有很大的不同，这样反映在祭天的仪式上亦颇不一样。如北魏前期有一种“西郊祀天”的仪式。据《魏书·礼志》记载，西郊祀天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以至郊所”。致祭时，挑选皇室子弟七人，“以酒洒天神主”，并用女巫在祭坛上摇鼓作法，然后“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这些情况说明拓跋氏贵族一直保持着自己民族古老的原始崇拜。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他下令废除了“西郊祀天”仪式，而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前数年，孝文帝已经开始采用汉族帝王的祭祀天地的仪式，圆丘祭天，方泽祭地，以祖宗配天。放弃本部族崇拜的天、神不祭祀，改而祭祀汉族的天、神，这本身表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已广泛贯彻到礼乐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了。

鲜卑拓跋氏贵族与汉族世家的联姻：

在统治阶级内部，婚姻不是一种个人的意愿，而往往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维系与巩固家族利益的重要手段，人们通过它来攫取或拓展最大的政治活动空间。这一点在孝文帝倡导的拓跋上层与汉族世家大族的互通婚姻中有很切实的反映。为了巩固两族地主阶级的统治联盟，孝文帝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联姻，他自己将中原世家大族之女纳入后宫，据《资治通鉴》记载，“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义、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充后宫，陇西李冲……当朝贵重，所结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与此同时，孝文帝还替他的五个弟弟聘娶中原汉世家大族之女为妻，这些世家大族之女，不是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就是出自陇西李氏。
婚姻是双向的，孝文帝在倡导拓跋贵族娶汉族世家大族之女的同时，又鼓励北魏公主下嫁汉族地主，如范阳卢氏“一门三主”：卢道裕尚献文帝之女乐浪长公主，卢道虔尚孝文帝女济南长公主，卢元尚孝文帝女义阳长公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种胡汉通婚的做法，大大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速度，争取到了一大批汉族地主对北魏朝廷的拥护和支持。  

经济的复苏和繁荣：

一、原因：
孝文帝改革；
北魏发展经济政策；
民族大融合的影响。
二、表现：
1、农牧业的发展：
（1）表现：
①生产工具的改进：整地碎土工具的复杂化与精耕细作；
②耕作技术的提高：“宁可少好，不可多恶”，“顷不比亩善”；
③重视兴修水利：有水田之处通渠灌溉；
④经济作物和畜牧业的发展；
⑤荒地得到更多地开垦，粮食产量提高，人口增殖。
（2）原因：
①政府政策的调整即孝文帝改革推行的均田制、三长制和租调制；
②民族大融合的影响；
③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包括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等。
2、手工业的成就：
（1）表现：
①丝织业发展达到魏晋以来的最高水平：绢布产量大增，府存绢帛多；
②制瓷业的发展对唐宋时期北方瓷器的繁盛有直接影响：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制瓷业又发展起来。北方青瓷在造型、胎釉、纹饰等方面与南方不同，一般器型较大，以尊、瓶、罐、钵之类居多。胎体厚重,胎色灰白,釉较厚，玻璃质强，流动性大，器表往往有玻璃质流珠现象。器物多以莲花瓣纹、忍冬纹作装饰，装饰方法有堆贴、模印、刻划多种。北方青瓷的莲花纹饰与佛教的盛行关系密切。
（2）原因：农业、商业的发展，孝文帝的扶持政策。
3、商业活动的活跃：
（1）表现：
①洛阳大市场的繁荣：设有专门管理贸易和税收的官吏；货源充足、交易活跃，商人实力雄厚。如市场上金银、锦绣、瓷器、漆器等，应有尽有；全城十多万户居民中，有上万户来自各地的商人，其中包括来自远方异国的商人。
②重新铸造铜钱；
③对外贸易有长足发展：与朝鲜半岛诸国、日本以及地中海沿岸国家都有贸易往来。
（2）原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孝文帝铸造铜钱，重视和支持商业。

政权封建化的加速：

政权封建化的加速概况：

1、措施：
①尊儒崇经，兴办学校：孝文帝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建孔庙并亲自祭拜，起用儒家人士，兴办太学，教授儒家经典，培养人才。儒家文化是汉文化的主体，儒学既重外在的行为规范又重内在道德的自律，维护了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②恢复汉族礼乐制度：所谓礼乐制度是周代最早对“礼”(祭祀、朝食等仪式)和“乐”(伴随“礼”进行的乐舞)作出规定的制度，是对宗法制和等级制的强调和固定。孔子对礼乐制度加以系统的理论说明，提出“仁”的理念，高扬仁爱与和谐的思想，用以提升和深化已有的礼乐文化，使礼乐文化进一步成为礼仪文化，历代统治者沿用这一制度来维护统治。孝文帝制定各种礼仪制度，废置鲜卑族的祭祀礼仪，改用汉族的祭祀礼仪，加速了政权的封建化，最终维护鲜卑族的统治。
③采纳汉族封建统治制度：孝文帝仿汉官制，制定北魏官制。修律令，废除一些带有奴隶制成份的落后残酷的法律，保证了汉化政策与制度的施行。
2、影响：
北魏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与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的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孝文帝改革祭天礼仪：

鲜卑拓跋氏先世所崇拜的天、神和汉族所崇拜的天、神，有很大的不同，这样反映在祭天的仪式上亦颇不一样。如北魏前期有一种“西郊祀天”的仪式。据《魏书·礼志》记载，西郊祀天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以至郊所”。致祭时，挑选皇室子弟七人，“以酒洒天神主”，并用女巫在祭坛上摇鼓作法，然后“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这些情况说明拓跋氏贵族一直保持着自己民族古老的原始崇拜。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他下令废除了“西郊祀天”仪式，而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前数年，孝文帝已经开始采用汉族帝王的祭祀天地的仪式，圆丘祭天，方泽祭地，以祖宗配天。放弃本部族崇拜的天、神不祭祀，改而祭祀汉族的天、神，这本身表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已广泛贯彻到礼乐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了。

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鲜卑劳动者成为农民，鲜卑贵族成为封建地主，汉族的风俗习惯成为整个社会风俗习惯的主题。鲜卑的畜牧业经验，服饰显示出先辈的文化精华融入汉文化。

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1、表现：
（1）生活习惯的汉化：
①鲜卑族经济方式的变化：鲜卑族筑起简陋的房舍，经营小块土地，最终脱离了游牧生活和部落联系，开始转向中原汉族的农业文明。
②鲜卑族的阶级成分的变化：迁居洛阳的鲜卑族劳动者陆续成为中原的农民，贵族占领良田成为中原的封建地主，有的还兼事工商业。
③生活习惯也发生变化：汉族风俗习惯成为整个封建社会风俗习惯的主体。
（2）鲜卑族优秀文化的融入：
①鲜卑族畜牧业生产经验的融入：如北魏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总结了北方先进的农牧业生产经验，对北方的经济生产起着一定的影响。
②服饰与风俗的融入：如诗歌描写汉族女子“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
③食物的融入：如教材插图《汉人胡食画像砖》就是明证。
2、影响：
北魏孝文帝改革缓和了民族矛盾，巩固了封建统治，更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鲜卑拓跋氏贵族与汉族世家的联姻：

在统治阶级内部，婚姻不是一种个人的意愿，而往往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维系与巩固家族利益的重要手段，人们通过它来攫取或拓展最大的政治活动空间。这一点在孝文帝倡导的拓跋上层与汉族世家大族的互通婚姻中有很切实的反映。为了巩固两族地主阶级的统治联盟，孝文帝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联姻，他自己将中原世家大族之女纳入后宫，据《资治通鉴》记载，“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义、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充后宫，陇西李冲……当朝贵重，所结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与此同时，孝文帝还替他的五个弟弟聘娶中原汉世家大族之女为妻，这些世家大族之女，不是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就是出自陇西李氏。
婚姻是双向的，孝文帝在倡导拓跋贵族娶汉族世家大族之女的同时，又鼓励北魏公主下嫁汉族地主，如范阳卢氏“一门三主”：卢道裕尚献文帝之女乐浪长公主，卢道虔尚孝文帝女济南长公主，卢元尚孝文帝女义阳长公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种胡汉通婚的做法，大大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速度，争取到了一大批汉族地主对北魏朝廷的拥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