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的兴起：

我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秦汉时属东胡族系，是鲜卑族的一支原来居住在辽河上游一带，过着游牧和渔猎的生活。北魏时期自称契丹，有八个部。唐初，契丹归附唐朝，同中原地区往来密切，互相交换物产。唐朝末年，契丹势力不断发展，日益强大。

陈桥兵变：

又称陈桥驿兵变，是中国历史上一宗发生在公元960年的军事政变。后周禁卫军效仿950年军士拥立郭威登基称帝的澶州兵变，于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造反，并拥戴赵匡胤为皇帝，此次兵变最后导致了后周帝国的灭亡和宋帝国的建立，某程度上亦标志着五代十国时代开始迈入新时代。 

契丹政权统治特点：

汉化政策
经济上：提倡农业；
文化上：接受封建文化创造契丹文字；
政治上：蕃汉分治。

契丹的生活方式变化的原因：

契丹族从游牧发展为农耕，这是历史的进步。唐朝以来，契丹和汉族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尤其是唐末，北方汉人纷纷避乱出长城，契丹贵族也乘机南下俘掠人口，因此契丹境内汉人越来越多。这些汉人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

契丹国政权建立：

1、条件：
①各部统一；
②提倡农业；
③接受封建文化。另外还有当时中原地区正处在分裂割据的状态，没有强有力的政权有效地管辖该地区。
2、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契丹各部的统一。
3、建立：
时间（916年）、人物（耶律阿保机）、都城（上京）。
4、建立的影响：
契丹政权的建立加速了契丹社会的进步。契丹国控制着中国北部广大的汉族人聚居区，政权建立后，进一步接受中原先进文化，加快了契丹的封建化进程。

蕃汉分治：

1、内容：
辽政府设置北面官和南面官的双轨统治机构。南面官照“汉制”（唐朝的制度）统治汉人及渤海人，杂用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契丹贵族；北面官以“国制”（辽朝的制度）统治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机构比较简单，是根据契丹部落的传统建立起来的，一律任用契丹贵族。
2、特点：
“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是一种民族分治。
3、原因：
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同；契丹统治者一时不能适应封建文明作用：这种承认汉法、设立南面官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汉族地区先进封建文明的肯定和保护，同时也促进了契丹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有利于民族融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少数民族区域实行旧制则不利社会进步。燕蓟之民忘“南顾之心” 。
4、实质：
仍然是阶级统治。

契丹的起源：

契丹属东胡族系，是鲜卑族的一支。公元344年(东晋康帝建元二年)，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自号“契丹”，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及土河(今老哈河)流域一带。《契丹国志》卷一《初兴始末》中记载：“昔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叶山，顾河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曰八部落。”契丹最初只是一个包括“白马”和“青牛”两个氏族的小部落，后来子孙繁衍，族众兴盛，逐渐发展为八个氏族，后又发展为八个部落。契丹人非常重视这个传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木叶山建造了始祖庙，他们每次发动战争，都要先在这里祭祀。契丹始祖生八子，并分为八部的传说，是契丹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历史的反映。

蕃汉分治制度：

《辽史》记载：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意思是用辽国固有的制度管理契丹人，用汉族的制度管理汉人。 　　
这里的“国制”是指辽国固有的制度，它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辽史·食货志》上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食酪；挽弓射猎，以给日用，粮饷刍，尽赖于此矣。”契丹是个游牧民族，他们随季节逐水草而居，经营畜牧业，居无常处，以毡帐为室。虽然以畜牧业为主，但渔猎在社会经济中仍占一定的地位。至阻午可汗时，农业及纺织、冶铁、煮盐等手工业也发展起来，逐渐摆脱“草居野处，无有定所”的大范围移动的游牧生活，转向“分营置部”的较小范围的游牧生活。所谓“分营置部”，就是把原来适应于在较大范围移动的“营”改为适应于较小范围移动的“部”，而各“部”又都划分一定的土地作为自己“部”内的疆界。这时的“部”是与土地相结合的、占有一定地区的一个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单位，同时也是按照氏族和部落组织起来的一个军事单位，既是一个村社，又是一个军事基地。“部”内的氏族成员，一方面是自由的农牧民，同时又是战士。《辽史·兵卫志》及《营卫志》上说，“凡民(男子)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畋渔为生。这种生产与军事二重体制的组织，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都是常见的。 　　
辽王朝共有五个京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西南大明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南京幽州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但政治中心不完全在京城，有时也在夏捺钵和冬捺钵。所谓捺钵，即“住坐处”或“行在”的意思。夏捺钵和冬捺钵是指辽朝皇帝每年夏、冬两次出巡、游猎时，在行在处所召开会议及处理政务。每次会议完毕，皇帝拔牙帐起行，至春水或秋山(行猎及避暑寒之处)地点，契丹族全体官员及一部分汉官扈从随行，大部分汉官则返回中京居守，处理汉人事务。

幽云十六州对契丹发展的影响：

幽云十六州是后唐的石敬瑭割给契丹的。后唐明宗死后，石敬瑭企图夺取帝位。为了乞求契丹支持，石敬瑭竟向小自己十几岁的耶律德光上表，尊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儿臣，还答应在灭唐之后，把幽云十六州割给契丹。936年，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打败后唐。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则把幽(今北京)、顺(今北京顺义)、儒(今北京延庆)、檀(今北京密云)、蓟(今河北蓟县)、涿(今河北州)、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北)、新(今河北鹿)、妫(今河北怀来)、武(今河北宣化)、蔚(今河北蔚县)、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州东)、朔(今山西朔州)、云(今山西大同)各州，大致是今北京市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大片土地割让给契丹。当时的契丹，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自得到幽云十六州以后，契丹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契丹占幽云后，紧接着攻灭“渤海”政权，吞并渤海地区(今牡丹江上游一带)，再次扩展疆域，使统治区内增加了具有封建传统的广大农耕土地和众多农业人口。这对契丹社会的进一步封建化，不能不发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反映在会同元年(938)的调整政府机构和改变统治的方针政策上。《辽史·百官制》说：太宗既得燕云十六州，乃采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等官职，这表明契丹“诚有志帝王之盛制”，并以此招徕中原汉族人去为它效力。 　　
辽政府对燕云地区的农民所实行的剥削方法，是一种封建性的租税制度。租税收入激起契丹统治者对农业的兴趣，故朝廷一再下令保护农业。其中，以圣宗统和十八年(1000)在燕云地区实行两税法最为典型。《宣府镇志》载，是年诏：“北地节候颇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正税、匹棉钱、榷钱等，六月二十日起征，十月纳足。”这种两税法，是地道的封建租税制。通过皇帝和朝廷的种种措施，燕云地区的封建体制逐渐推动辽王朝所辖各地区的全面封建化，由上而下地促进封建因素的增长。到10世纪末11世纪前半叶，辽王朝已逐渐变成了一个封建王朝。在契丹社会，虽然奴隶制残余仍严重地存在，但从它的基本面貌来说，封建制度已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