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集权统一国家：

1、政治上：
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1)内容：①确立皇帝制度；②中央设三公九卿；(三公名称及职责) ③地方实施郡县制度 。
(2)特点：①皇权至上，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②地方绝对服从中央，没有独立性；(“强干弱枝”) ③皇帝直接任免主要官吏。 
(3)影响：①巩固统一；②加强了对人民统治，恶化了人民的处境。
2、军事上：
南征百越、北击匈奴，兴修灵渠、修筑长城。
意义：拓展了疆土，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成。
3、文化上：
统一文字(以秦小篆为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4、经济上：
①统一度量衡制度；
②统一货币(圆形方孔半两钱) 。
5、交通上：
统一车轨、驰道，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 (驰道、直道、灵渠)
意义：
①有利于巩固统一；
②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秦统一的意义：

1、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创了我国历史新局面，秦的统一及巩固统一的措施对我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自秦统一以后，统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流。
3、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完成统一大业，功不可没。

秦朝时的匈奴：

匈奴是古代中国北方的游牧部族，又称胡，秦初，分布在阴山南北地区。匈奴人以畜牧为主，畜有羊、牛、马、骡、驴和骆驼等。匈奴人住毡帐（古曰穹庐），饮乳及马乳酒，衣皮革，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匈奴的社会组织以部落联盟为主，联盟的首领称为“单于”。公元前3世纪末以后，匈奴征服邻近各族，统一蒙古高原，游牧的国家政权机构逐步形成。单于以下，高级官吏依次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主管军政，均由单于子弟、本部落贵族担任，而且是世袭的。
秦汉之际，我国大部分地区统一之后，我国北部的游牧民族也在匈奴的名称下统一起来。匈奴和秦朝这两大势力，一方掌握在以“马上战斗为国”的奴隶主手里，一方掌握在无时不想扩大统治范围的封建主手里，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秦统一以后，便派兵北逐匈奴，南取南越之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214年，派蒙恬率军30万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重置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连接秦、赵、燕旧日长城并重加修筑。三十六年，又迁3万户垦殖北河（今内蒙古杭锦旗一带）、榆中（今河套东部），以防匈奴南下。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匈奴头曼单于趁中原动荡之机，收复河南地；头曼的儿子冒顿单于杀父自立时，匈奴已有控弓之士30万。于是匈奴西破月氏，东击东胡，北服丁零，南并楼烦、白羊，并在楚汉相争之际，屡次南下。

秦朝的官制：

与中央集权相适应，秦朝创立了一套新的官僚体制。除了皇帝之外，中央最重要的官职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秦朝独创的官名，“相”，是百官之长的意思，“丞”字本身有辅佐之意，同时与“承”字相通，有承受之意。《史记·秦本纪》写道：丞者，承也；相，助也。丞相的地位虽然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它更重要的使命是，上承天子的命令，掌金印，佩紫绶，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丞相制度的设立，完成了战国以来政治制度方面的重要转变：首先彻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和宗法制；其次权力更加集中。丞相的权力虽然很大，但是相权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承天子”，也就是绝对服从天子的意旨。这样，丞相不是作为皇权的对立物而出现的，而是作为皇权的一部分出现的。丞相制度加强了皇权。
太尉协助皇帝管理全国军事事务，这样可使全国军队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由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将领担任太尉，并直接向皇帝负责。太尉是武官之长，但是调兵遣将的权力则完全操纵在皇帝的手中，发兵时，由皇帝亲临指派大将率兵。秦朝以铜虎符发兵，虎符剖半，右半由皇帝掌握，左半在领兵者之手，左右合符，才能调动军队。所以秦朝时的太尉，实际上没有发挥什么特别的作用，只是在平时对军队进行管理和操练。
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有权监察百官，并随时向皇帝禀奏、进谏，参与机要，其权势绝无超越皇权之虞。凡丞相有权处理之事，御史大夫均可以过问，而御史大夫所行之权，则丞相不一定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之间互不统属，都对皇帝负责，最后决断只能归皇帝。

郡县制：

郡县制是继中国古代宗法分封制之后出现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它形成于战国时期，郡县都属于国君。但战国时期各国领土只有一部分是郡县的辖地，另一部分则是封君的封邑。秦朝废除封邑制，将郡县制普遍推行于全国。郡之长官为守，县之长官为令、长。郡守的职责是掌管一郡的民政和军事，令、长的职责是掌管一县的治安、刑讼及赋敛徭役等事务。
郡县制确立后，中央通过考课和监察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有功者可受奖赏或升迁，有过者轻则贬秩，重则罢官、服刑。由于自上而下的层层监督，使得中央政令能较为顺利地贯彻到基层，保证了政令的划一性。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也就是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为后来两千年的地方行政体制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贞观之治含义：

唐太宗为帝一朝，确如其名──世民──济世安民。统治过程中，唐太宗居安思危，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并且完善了一系列制度，终于促成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文化繁荣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

1、概况：
①原因概括：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和文德治国的思想，完善了科举制，对少数民族采取团结、平等政策，对外采取积极友好开放的政策。
②主要表现：统治过程中，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中外交往频繁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
2、“贞观之治”出现的主要原因：
（1）政治方面：惟贤才是用，不避亲仇（提拔魏征）；虚怀纳谏；用人扬长避短（房谋杜断）。
（2）经济方面：休养生息，不夺农时，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存百姓”。
（3）法律方面：慎用刑法，《唐律》体现仁义为本，刑罚为末的原则。
（4）文化方面：文德治国，崇儒尊孔。完善科举，进士科人才济济。
（5）民族关系方面：
采取“战而后和”的策略，对不同的民族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措施，促进民族团结和发展。
①设置羁縻府州：东突厥归附唐朝后，唐在当地设羁縻府州，任命突厥首领为都督。
②册封：西北各族首领尊请唐太宗为“天可汗”，他们的后嗣由唐册封。
③设置机构：唐攻下西突厥后设置安西都护府，管辖西域。
④和亲：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请求与唐通婚，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和亲。文成公主带去种子、工匠、书籍和冶金技术、中原文化。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汉藏人民的关系。
评价：
①民族团结政策加强了唐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强对边疆的管辖，也为唐朝盛世局面的出现提供有利的条件。
②有利于少数民族吸收汉族先进的文化，促进了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
（6）对外关系方面：采取积极友好开放的对外政策，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大大增强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亚洲各国的文明进步。

贞观之治的表现：

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资治通鉴》卷193，唐记九，贞观四年

贞观年间的政治清明：

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资治通鉴》卷192，唐记八，武德九年十二月
上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资治通鉴》卷196，唐记十二，贞观十六年

抗击沙俄入侵，签订《尼布楚条约》：

1、背景：
明末清初，沙俄侵略军乘中国内部动荡不休，侵占了我国尼布楚、雅克萨等地，并以此为据点盘踞在那里，抢掠中国当地的少数民族。康熙帝不能容忍国土被侵占，臣民遭涂炭。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后，亲自东巡，了解敌情，制定方略，提出了在黑龙江两岸筑城屯田、派兵永驻的战略方针。 
2、经过：
①康熙亲自东巡，了解敌情，制定方略；
②分别命令彭春、萨布素组织两次收复雅克萨之战；
③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中俄东段边界。
3、《尼布楚条约》意义：
①双方平等协商下签署的平等条约；
②肯定了“两江一岛”属中国。（即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库页岛）

对康熙帝的评价：

比较于中国古今史学家对康熙的称颂，有人对康熙重新评价。认为中国近代的落伍，始自康熙皇帝，因为他处在巨变的时代，却拒绝重大的变革，其一生的功业只是人为地延长了已经衰亡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制度迈进的最佳时机，给近代中国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与苦难。
从康熙所处的时代来看，康熙即位前后中国和世界都处于新旧交替的紧急关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很快达到中国的近邻，俄国势力已深入到中国黑龙江流域。这种形势对于当时的清王朝既是挑战，又是机会。如果能借机了解西方，加快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加紧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加紧进行社会改革，就会在中西差距还不太大，西方人争夺重点尚未集中在中国的情况下，率先在东方建成资本主义强国。否则就难免成为第二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从当时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已经产生，到康熙初年，正逐渐滋长，这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也说明中国具备了变革的一定经济条件。其次，当时政治思想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清朝入主中原使“华夷有别”、“以夏变夷”论不攻自破。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被撼动，以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为首，已经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公开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他们主张社会舆论的合法性与监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提出“富民”思想，“天理”在“人欲”之中。这些“异端邪说”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说明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改革思想基础。
明清之际思想的混乱使人们向西方寻找精神支柱，信仰天主教的人越来越多。
在关键时刻，号称英明好学、文武全才的康熙，是趁热打铁、取中西文化之长，厉行变革，还是拨“乱”反“正”，使封建社会僵而复苏呢？从康熙的所作所为来看，他选择了后者。
所以康熙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两个世纪了，量变的积累增加了实质性变革的可能，且外界已有变革奏效的先例，又值大乱之后天下初定，假余威以变政更新正逢其时。但是康熙帝有才无识，因循误国，经雍正、乾隆沿袭日久，旧体制又重归稳定，已不易变矣。